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方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当时只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像唐代的集贤书院、丽正书院，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如白鹿洞书院和应天府书院。但唐末五代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北宋初期，书院开始兴旺起来，其规模和数量大幅度扩展，成为宋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谈到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指出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学校不修，学者求学而又没有适当的求学之所，因而选择了创建书院精舍这种教学形式，来满足世人读书求学的需要：“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白鹿洞之类是也。”从上可见，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在宋初书院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书院以其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赢得了世人瞩目，成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著名书院。这些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也独树一帜，占有重要的地位。最为著名的有6所书院：

白鹿洞书院

（1）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初为私人读书养性之所，唐代贞元年间（785－804年），李勃与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白鹿以自娱，因以得名。进入北宋以后，朝廷赐监本《九经》，并重加修缮，书院生徒达数百人。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赞助，白鹿洞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北宋中期以后，书院渐趋衰微。

岳麓书院

（2）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岳麓山，北宋开宝九年（975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书院山长在真宗朝正式由朝廷委官任职，书院山长周式兼任国子学主簿，并得到朝廷赐额、赐书，书院也得到扩建，学生达60多人，从此书院名声大振，但随后不久便开始衰落，两宋之际毁于兵火。由于岳麓书院是由官府创建，书院山长又兼任官职，故岳麓书院具有一定的官学性质。

（3）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扩建而成，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在这里任职的地方长官如晏殊、蔡襄等人，对书院都是大力扶持。著名的学者韦不伐、范仲淹、石曼卿、王洙等先后主持书院教席，四方学者辐辏其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材，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范仲淹称“天下庠序由兹始”。景佑二年（1035年），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书院被纳入官学系列。

（4）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北魏时始建嵩阳寺。五代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改设“太乙书院”。宋太宗于至道二年（996年）赐额“太室书院”，并赐监本《九经》。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奉敕修葺扩建，更名嵩阳书院，并给田一顷。书院最盛时，生徒数百人。

嵩阳书院

（5）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二里鼓山迥雁峰下。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初为唐代士人李宽私人读书之处。宋至道三年（997年），郡人李士真于请求郡守“即故址设书院，居衡之学者。”石鼓书院创建不久便改为州学，遂废而不修。

（6）茅山书院，位于浙江江宁府三茅山后。约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处士侯遗在此聚徒讲学。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知江宁府，上奏朝廷，请赐学田。书院在王随死后不久，就衰落下去，生徒散落，其地也为寺院侵占。

这些书院或多或少、或迟或早都与官方有关。此外，如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浔阳的东佳书院，则为家族创办，私学性质较为突出，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宋初的浓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到了南宋，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进入复兴的阶段。南宋书院在各方面都比北宋有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大量的宋初著名书院都得到了恢复和重建；书院内部的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书院的规章制度也更加完备。

在史料中反映出的两宋书院，总数大体约在200到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2∶8左右。以个别省区为例：江苏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有19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书院一所，创办于南宋的书院则有18所。安徽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约12所，其中北宋只有1所，南宋11所。另如：浙江四明地区在北宋没有一所书院，进入南宋以后，则先后创办了贸山、翁州、岱山、慈湖、甬东五所书院。(www.daowen.com)

从分布看，北宋书院仅在今河南、湖南、江西几个省区办过，而南宋书院分布在今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地区，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疆土。在上述书院分布的地区中，以江西和福建两地的书院最多。这显然与理学家的活动密切相关。福建是南宋闽学的发源地，江西在两宋则先后有周敦颐和朱熹在那里开展教育活动，因而带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北宋的大部分著名书院，在南宋得到恢复和重建。北宋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在南宋陆续得到修复。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朱熹还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这个学规成为元明清诸朝书院的范本。朱熹在淳熙九年（1182年）离任后，又先后多次扩建书院，为书院增建礼圣殿，先后增拨寺院没入田产1000余亩。咸淳年间知军刘传汉又增设贡士庄。此后，书院延至元代而不废。岳麓书院的恢复重建始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遂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更置田五十顷，为书院养士之费。临江建湘西精舍。书院学生人数多达千余人，时谚号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岳麓书院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

宋代书院在教育及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具体内容如下：

（1）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第一次在淳熙七年（1180年），始置学田870亩；第二次在淳熙十年（1183年），置办700亩；第三次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置办学田300亩。书院总共拥有学田1870亩。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像浙东一代的富庶地区，则常有巨商赞助书院。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亩用于养士，其子孙后代先后设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州六先生书院，也是私人出资办学，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生员六宅、慈湖祠、书库、门廊、庖湢，书院内部设施十分完善，办学条件也很优越。

（2）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此外还有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掌书、掌祠、医谕和职事生员协助管理。教职人员的名目达十余种之多。

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扩大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书院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书院教学管理形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方面。

（3）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

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例如在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4）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元代程端礼曾任江东书院山长，他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从幼儿到成年，次序分明，是古代一个详尽的自学大纲。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书院也有学规，但这种学规更侧重引导激励，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

一是“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行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同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气。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较少受科举支配。某一学派的著述、思想及相关的知识在书院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为某一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心。书院向一切求学者开放，并不限定入学条件。书院山长、教师一般也不纳入官员系列。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供祀、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