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后，汲取晚唐五代两个世纪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尤其是高度重视文治，宋太祖明确提出：“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推崇儒家的伦理纲常，尊孔崇儒是宋代文教政策的核心。宋代统治者认为：儒学是“人伦之大纲”，只有尊崇孔子，恢复儒学的至尊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宋朝建国之初，即致力于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宋代统治者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以下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对当时的孔子的嫡传后裔加封文宣公的爵号，并予以赐官、赐田、赐出身、免除赋税等优厚待遇。君臣亲往祭祀孔庙，将孔庙释奠礼由上公升为帝王之礼。

宋代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在教育、科举考试中不断强化经学的地位。科举制度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宋初因袭唐制。但到宋太宗时，就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咸平三年到四年（1000—1001年），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上《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官方的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经学教育的加强，使得崇儒重教之风更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www.daowen.com)

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宋代图书印制已十分发达。专门进行图书收藏、整理、校勘、研究的官方机构——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一度达到8万余卷。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也是宋代官方教材的编辑审定印制中心。（国子）监本《九经》是中央官学及各地学校通用的经学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用书。国子监所藏的书板，宋初不过1000多板，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已达10多万板，45年间增加了25倍。图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教育的普及推广和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显然，由于一般的士庶之家都能得到图书课本，因而也具备了读书学习的条件，这为宋代教育的普遍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