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谢安、谢玄成立北府兵时，其另一个用意便是需要一支阻止内斗的精兵，严格来说，是意图改变东晋政权一直以来“荆强扬弱、权臣震主”的不利局面。

由于东晋政权具有帝王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这一特殊性，自司马睿建国后，皇室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便从未停息。东晋建国之初，司马睿用王导为丞相总理政务、王敦为大将军掌管军事，后又授予王敦荆州牧一职，同时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史载王敦本人“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6]，司马睿感到不安，便采取防范措施，任用刘隗、刁协等人为心腹，“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7]。

司马睿排挤王氏权力的举动彻底激怒了王敦，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清君侧为名率荆州军击溃扬州军，攻入京师建康，杀刁协、戴渊，逼逃刘隗，致使司马睿忧愤驾崩，但王敦本人也于不久后病故，这场内部争权得以暂时告一段落。

王敦之乱后，陶侃继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陶侃虽非世家大族，但其位高权重，“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8]，同样有觊觎皇权的想法。陶侃之后，掌权的世族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9]。庾亮之后，接替的世族桓温野心更强，其以荆州为基础，西灭成汉，三伐前秦，不断树立威信，以便为日后代晋称帝攒下政治资本。

太和六年（372）十一月，桓温公然废黜晋废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而后又逼迫司马昱授予自己九锡之礼，只是恰巧桓温于一年后病故，没有来得及逼迫皇帝禅让，司马氏的皇位再次得以保全。

而谢氏是继王、庾、桓之后的又一世家大族，值得晋廷庆幸的是，掌权的谢安对皇权并不渴望，也无不臣之心，而是竭力辅佐晋廷。彼时桓温虽亡，但上游荆州的军政大权仍掌握在桓温之弟桓冲手中，谢安为改变长久以来上游强、下游弱，地方时时威胁中央的形势，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由扬州中央朝廷直接掌握的精锐军队，这也正是组建北府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谢安、谢玄去世后，北府兵权掌握在镇守京口的孝武帝后兄王恭手中。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司马曜去世，其长子晋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安帝叔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执掌朝政。因中央政权掌握在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手中，便又产生了建康中央朝廷和京口王恭的矛盾。王恭联合荆史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栓期、桓温之子广州刺史桓玄等人两次起兵反对中央朝廷，后因北府兵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不久，桓玄又杀死殷仲堪、杨栓期，再次据上游荆州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

元兴元年（402），桓玄利用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和司马元显的矛盾，在收买刘牢之后利用北府兵与己方荆州军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流放司马道子，随即又夺去刘牢之北府兵兵权，迫其自杀，并最终逼晋安帝退位，自行称帝建立桓楚政权，终于做成了其父所想但未能成行的事。

不过，桓玄并无威信，依靠军力一时夺权，其势必不能长久。元兴三年（404）二月，刘牢之的旧将刘裕于京口聚集北府兵余部起事，击杀桓玄并迎晋安帝复位，此后的东晋大权又掌握在刘裕手中。

刘裕掌权后，对外北伐西征，对内镇压起义，不断剪除异己，树立威信，也开始萌生了觊觎皇权的想法。元熙元年（419），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改年号元熙。元熙二年（420）六月，司马德文被迫禅位于刘裕，刘宋建立，大权旁落后苟延残喘近二十年的东晋政权也由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简单来说，东晋政权的皇位自始至终都被大族、权臣所觊觎，处于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北府兵也正是为解决这一内外矛盾而生。成立初期，这支精锐部队在保卫东晋政权及司马氏皇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称得上是国家与皇室的中流砥柱。但最初的领导者谢安、谢玄去世后，北府兵又转变为王恭、刘牢之等人的私兵，沦为了内部争斗的工具。有北府兵在，据有上游荆州的跋扈之臣不敢觊觎司马氏皇权，但东晋最后却是亡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这实在是一种讽刺。或者说，因刘裕最后终结东晋政权而自行称帝一事，让北府军在历史上蒙上了些许“污点”，不再具有绝对的进步意义。(www.daowen.com)

2017.7.1

[1]《晋书·苻坚载记》。

[2]《晋书·谢安传》。

[3]《晋书·谢安传》。

[4]《晋书·谢玄传》。

[5]《晋书·苻坚载记》。

[6]《晋书·王敦传》。

[7]《晋书·王敦传》。

[8]《晋书·陶侃传》。

[9]《晋书·王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