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越严重，教训就越深刻，个人是如此，国家亦然。西晋武帝司马炎名为开国实是覆宗，最终二世而乱，以浮华空谈著称的太尉王衍被俘后为苟活劝石勒称帝，求生不得的他死前终于醒悟，道出了“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1]的悔悟之语。对他个人来说，死前的清醒已然无用，但可警示立国江南后的东晋政权莫再重蹈覆辙。东晋政权依托半壁江山延续国祚百年，这便与深刻吸取亡国教训后的最高统治层尤其是主政的王、庾、桓、谢四大士族的觉醒复振有很大关系。

四大士族中，琅琊王氏一族最先登场，功勋最大。东晋奠基人王导对当时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他直接指出了西晋最大的弊病：

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人乘衅，有亏至道。（《晋书·王导传》）

西晋亡国后，奔至江东的残余皇族、士族还要面临着“北寇游魂，伺我之隙”[2]的巨大威胁。王导深知，倘若再效仿王衍的尸位素餐，或是向强敌示弱继续南奔，那么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其大力拥戴司马睿创建东晋政权，对内提出“镇之以静”的政策，即笼络各个阶层，最大化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此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

这里说的各个阶层，其实主要就是指原孙吴旧属的南方本地士族。在西晋立国后，这些人曾被视为“亡国之余”，原孙吴名将陆逊之孙、著作郎陆机向朝廷举荐南方士人时就提到“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3]的不公平现象。现如今，这些昔日的“亡国之余”却决定着整个东晋政权能否长治久安。鉴于此，王导自降身份请婚于素来不喜北人的陆逊侄孙陆玩，敦请原孙吴丞相顾雍之孙顾荣、后将军贺齐曾孙贺循，优待原孙吴尚书令纪亮之孙纪瞻、鄙阳郡守周鲂之孙周玘等人，让这些江南名士均获重用，利益得到保障，其中陆玩在王导去世后还出任司空一职，周玘父子的兵变也被宽容对待、低调处理。故而顾荣、纪瞻等江南士族投桃报李，全力支持新生的东晋政权，打破司马睿刚到江南时“吴人不附”的尴尬局面。两晋交替之时南方多叛乱，其中陈敏、钱璯之乱中叛军以孙吴复国为名并立孙吴末帝孙皓之子孙充为吴王，顾荣、周玘等人同样不受蛊惑，并为平叛效力。这些人能够坚定地站在司马氏一边，全赖王导平衡南北士族、缓和南北矛盾之功。

王导辅佐司马睿开创东晋基业，前后历仕三朝，成为萧何一样的名臣，甚至当初元帝司马睿登基时邀其共坐御床接受百官朝拜，得到“王与马，共天下”的赞誉。日后虽有王敦之乱，但它尚不足以影响王导的声望与功勋。

王氏之后掌权的是颍川庾氏。庚亮志大才疏，逼反苏峻、祖约酿成兵祸，但他不避艰险，敢于引咎自责，联合温峤、陶侃共赴国难。讨伐苏峻之战中，庾亮身先士卒，亲率二千人驻守白石垒，苏峻步兵万余人四面来攻，众将皆感到恐惧。庾亮“激励将士，并殊死战，峻军乃退，追斩数百级”[4]，为陶侃主力平叛赢取了战机。

庾亮虽才能有限，却难得地有自知之明。战后，他又主动还政王导出镇豫州，以谋取外部扩张的方式来避免内部纷争。值得一提的是，庾亮之弟庾冰、庾翼亦十分出名：王导去世后，庾冰被朝野寄予厚望，在任内提拔后进，处理政事日夜不停，“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5]；庾翼与桓温志向相同，均以克复神州为己任，他制定北伐计划，遣使“东至辽东（前燕），西到凉州（前凉），要给二方，欲同大举”[6]，北伐虽无大功，可这份不甘作楚囚的进取心至少是可取的。待到桓温主政时，其“内固社稷，外恢经略”[7]，使统治阶层内部得以继续巩固。不考虑桓温晚年如王敦一样野心膨胀逼宫弄权的话，他的一生同样志在克复神州，且有着不俗的战果：西灭成汉将蜀地纳入晋土，三次北伐收复京师洛阳，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

无论是威望、功勋，最后一个主政的陈郡谢氏几乎可与琅琊王氏相媲美。谢安继续秉持“镇以和靖”的理念，结好桓温之弟、荆州刺史桓冲，避免内部再生兵祸，朝廷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其又命侄谢玄组建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摧破强敌，谢安、谢玄叔侄因此战大放异彩，北府兵更成为震慑权臣、保卫政权的中流砥柱。

总的来说，在东晋“共天下”的特殊背景下，王、庾、桓、谢四大士族人才辈出、励精图治，朝廷上下充满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于内于外都有着值得夸耀的成果。赵翼曾评东晋一朝“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相辅之力”，而这种“大臣相辅之力”，与他们在西晋亡国后知耻而后勇，于内忧外患中所爆发出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分不开的。(www.daowen.com)

2018.4.7

[1]《晋书·王导传》。

[2]《晋书·王衍传》。

[3]《晋书·贺循传》。

[4]《晋书·庾亮传》。

[5]《晋书·庾亮传》。

[6]《晋书·庾亮传》。

[7]《晋书·简文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