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陶侃一生，其实都不曾觊觎皇权，至于“潜有包藏之志”一说的缘由，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便认定是东晋史官王隐违心所为。王隐负责编撰《晋书》，但他中途遭到诽谤，罢黜在家，故而“贫无资用，书遂不就”[11]，连著书的花销都供应不起。后来王隐“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12]，而庾亮与陶侃不和，王隐又非良史，其“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13]，替庾亮贬低陶侃也不是没有可能。日后唐朝编撰《晋书》的史官不辨真伪，照抄王隐之文，这才有“潜有包藏之志”一说。

其实此事也不能全怪王隐。回想陶侃的言行，《晋书》的这个评价应与他意图废王导有关，也类似于《三国演义》中“许田围猎”的故事。演义中，关公见曹操围猎时欺压天子后怒火中烧，欲快马取其首级，却被刘备以“投鼠忌器”为由阻止。试想，倘若关羽真的快马扬刀而来，不管是取何人首级，这一行为都会被定性为行刺圣驾。陶侃一事也是此意，其欲废王导是真，无意觊觎皇权亦不假，可一旦兵发建康，同样会被定性为“王敦第二”。既然陶侃终未起兵，与王导有着难以调和矛盾一事又尽人皆知，自然会被传言有“潜有包藏之志”，继而被载入史书。

客观地说，陶侃屯驻上游荆州，兵强马壮，倘若有野心，完全可以效仿王敦，以“清君侧”为名攻取建康，诛杀政敌，挟持天子，也可于苏峻之乱时趁机起事；但他忠于朝廷，确非野心家，不想作权臣，屯驻荆州也不过是乱世下拥兵自保的手段而已。然而陶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内斗的牺牲品，出身寒门的他只能一时与王导、庾亮相抗衡，其死后子孙家族的迅速没落也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他的这种两极评价，后人必须对史书极尽抽丝剥茧，方能尽量还原事实。

2018.4.5

[1]《晋书·张昌传》。

[2]《晋书·陶侃传》。

[3]《晋书·张昌传》。

[4]《晋书·王暠传》。

[5]《晋书·苏峻传》。(www.daowen.com)

[6]《晋书·陶侃传》。

[7]《晋书·陶侃传》。

[8]《晋书·卞敦传》。

[9]《晋书·庾亮传》。

[10]《晋书·陶侃传》。

[11]《晋书·王隐传》。

[12]《晋书·王隐传》。

[13]《晋书·王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