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郭默事件使陶侃与王导间接发生冲突，那么如何对待卞敦、梅陶的问题则是二人矛盾直接激化的结果。

卞敦是苏峻之乱时为国捐躯的卞壶之兄。与卞壶不同的是，时任湘州（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刺史的卞敦消极观望，在陶侃联军与苏峻激战时拒绝供应军粮，仅仅遣督护荀璲领数百人象征性地跟随大军。战后，陶侃向朝廷弹劾卞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8]，请求朝廷槛车缉拿收付廷尉，但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反任命卞敦为广州刺史，因卞敦患病无法远行，又改为光禄大夫，丝毫没有考虑陶侃的意见。

而另一个二人矛盾导火索的主角梅陶曾在张昌之乱后劝阻王敦加害陶侃，是陶侃的救命恩人。《世说新语·方正》载，日后任豫章郡守的梅陶因犯法被王导缉拿，陶侃听闻后立即拦截救下梅陶，并对抓捕的人言道：

天子年轻，国家的事情常由大臣做主，王公既然抓了梅颐，我陶公怎么不能放了他呢（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www.daowen.com)

显而易见，陶侃弹劾的人王导有意放纵，王导逮捕的人则被陶侃强行救下，两人矛盾愈演愈烈，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9]——若不是王导亲家、重臣司空郗鉴阻止，几乎就又要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陶侃晚年，朝廷拜其为大将军，赐予“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权，但他并无野心，也深知位极人臣后的负面影响，所以“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10]，直至咸和九年（334）病逝，废王导之事最终也没有成行。在他去世后，其子陶称为庾亮所害，家族也没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