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陶侃具备优秀的军事才能，早在太安二年（303）平定张昌之乱时便已初见端倪。彼时荆州义阳人张昌率流民起事，旬月之间就已敛众三万余人，晋前将军赵骧不敌败绩，平南将军羊伊与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宗室新野王司马歆兵败被杀。张昌四处攻掠，荆州多地宣告沦陷，甚至包括荆州在内的“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1]。

在司马歆阵亡后，荆州刺史刘弘接任都督荆州军事之职。刘弘启用陶侃，征辟其为南蛮长史，陶侃亦不负所望，“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2]，进而又与参军蒯桓、皮初等人“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3]，最终张昌败逃，于第二年秋被擒杀。时年四十五岁的陶侃在这次平叛中有着不俗的表现，因功册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刘弘也颇为欣赏地言道：

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晋书·刘弘传》）

刘弘没有看错，此后的陶侃又相继平定陈敏、杜弢两次叛乱，并在平定杜弢期间升任为荆州刺史。(www.daowen.com)

陶侃的升迁与战功引起了权臣王敦的注意。王敦对皇权早有非分之想，其若想取晋廷而代之，那么当时一些有功勋的战将如对外抗胡的刘琨、祖逖与对内平叛的陶侃、周访等人都将成为他欲除之而后快的绊脚石，日后在北方抗敌的刘琨便是因此遭到冤杀。王敦升任陶侃为荆州刺史，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剿灭杜弢而已。此时叛军已剿，王敦便露出杀机，后因参军梅陶劝阻，考虑到若下杀手将会引发周访造反等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这才打消念头。王敦又改以堂弟王暠为荆州刺史，陶侃被改为广州（州治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刺史，形同贬官。与此同时，王敦还留下其子陶瞻为自己的参军，实则是以其子为质加以牵制。待陶侃离开荆州前往广州赴任后，接任的王暠更是“大诛戮侃时将佐”[4]，将荆州掌握在王氏一族手中。陶侃在前往广州的途中拜访周访时，亦心有余悸地言道：

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晋书·陶侃传》）

如果说，此前陶侃如祖逖、刘琨一样完全是心无旁骛、以身许国的话，那么现今的政治斗争足以让其清醒，并产生对权臣王敦一族的敌视。王敦发动叛乱时，陶侃地处偏远，或许又因陶瞻掣肘，并未起兵对抗王敦，但从他在任期间每日搬砖百块锻炼体魄一事，亦可看出他并非浑浑噩噩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