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是否支持。所以东晋北伐最终失利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咎于东晋最高统治层持有的消极态度。通过史料可知，虽然某些士族曾期盼收复故土，但东晋的最高统治者，不管是晋元帝司马睿亦或丞相王导却只愿苟安于江左，其所关注的仅仅是江左统治是否安稳、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对于北伐一事并不热衷。

早在建兴元年（313）西晋愍帝继位、长安尚未沦陷时，在南方的祖逖就请求北伐收复京师洛阳，司马睿“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8]。建兴元年距司马睿、王导等人渡江已六年有余，此时的江南完全有能力调拨更多的士兵与物资参与北伐，但却仅仅给予祖逖一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空头衔，象征性地施舍千人口粮、三千布匹后让其自行募兵，司马睿等人不愿北伐、刻薄寡恩可谓是到了极点。而司马睿对待兖州刺史郗鉴的态度更揭露了东晋统治者无视孤军作战的北伐将领的生死：司马睿渡江后任命郗鉴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邹山（今山东邹城）。郗鉴在出任时“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9]。邹山条件如此艰苦，但司马睿毫无增援的打算，仅仅是在郗鉴势力初具规模后“加辅国将军、都督兗州诸军事”[10]，和对待祖逖的做法类似，再次封赏一个空头衔加以打发，郗鉴最后也因无力支撑被迫撤回江南。

建武元年（317）二月，平东将军宋哲从长安撤至江南，带来了被前赵俘获前的晋愍帝司马邺下达给司马睿的最后一道诏书，其中有“卿指诏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11]之语。也就是说，晋愍帝司马邺自知长安难保，希望司马睿能够举江南之众北伐雪耻。但此时的司马睿尚未称王称帝，更加无心收复京师，而是忙于积极运筹，“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12]，为称帝成为江南的最高统治者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朝臣周嵩认为司马睿此举不当，上疏劝诫司马睿比起急于称帝江左，“先雪社稷大耻”才是第一要务。但司马睿并未听从，并将周嵩外贬为新安太守，后来周嵩被王导之弟王敦诬陷所杀。

正是因为东晋最高统治者对北伐一事始终持消极态度，在北方苦苦支撑的晋军将领看不到任何希望，最后被后赵大军各个击破：

建兴四年（316），坚守晋阳十余年的刘琨被后赵石勒击败，并州沦陷。刘琨投奔幽州，后同样被王敦唆使幽州刺史段匹磾杀害。

太兴二年（319），幽州被石勒攻陷，段匹磾出逃，两年后向石勒投降。(www.daowen.com)

大兴三年（320），刘琨之后，又一孤军抗敌的冀州刺史邵续战败，被后赵石虎杀害，冀州丢失；同年张轨之子张茂在凉州脱离东晋自行建立前凉政权。

永昌元年（322），郗鉴因势单力薄无力坚守兖州而退回江南。

太宁三年（325），豫州都督河南三郡军事的李矩也被后赵击败，于退回江南的途中去世。

孤立无援的北方晋将相继战败，或死或撤，领土全部沦陷，也使得东晋北伐收复旧山河一事由指日可待沦为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