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东晋北伐虽有种种优势，但同样也有不足。更重要的是，统治阶层的态度时刻左右着前方战局，更关系到北方各地孤军抗敌的晋将存亡。

首先，人心可用的优势仅仅是十数年的光景。桓温北伐时，其在向朝廷上疏时提到一个窘境：

……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晋书·桓温传》）

桓温所言极为现实，也是无法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永嘉年间南渡的中原故老纷纷谢世之后，他们的后代、生在江南长在江南的子弟便会以江南为家，即桓温所言的“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不可能再将收复从未见过的北方故土当作己任。这一现实窘境在蜀汉诸葛武侯的《后出师表》中就宿将赵云病故之事也同样阐述过。简而言之，武侯、桓温的观念只有一个：北伐之事宜早不宜晚。否则待到子弟长成，只会“却把他乡作故乡”。(www.daowen.com)

其次，如西晋时期一样，安稳下来的高级士族的腐败依旧。桓温所考虑的仅仅是二代子弟不会以收复故土为己任，但通过研读史料可以发现，在过江之后，许多士族生活逐步趋于稳定，一如北方时的富足让他们对最初感到异常耻辱的那种“楚囚”身份慢慢加以适应，大部分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完全丧失了进取精神，只知道尽情享乐，同样不再关注北伐。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便是曾经向王导感叹“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的士族周顗。周顗在朝廷担任尚书仆射一职，但其酗酒成性，早已将当初克复神州的信念抛之脑后，由于经常三日不醒荒废公事，被人称为“三日仆射”。后有故人从江北避难而来，周顗遇见故人后非常高兴，将其邀至家中取美酒二石共饮，最后两人皆大醉昏睡，“及顗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7]，居然狂饮到将自己的故人喝死的地步。此外，御史中丞孔群同样酗酒，即使是丞相王导也看不下去，出面尝试劝阻。孔群曾与亲友作书曰：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晋书·孔群传》）

在孔群眼中，家中田地一年的收成都还不够用于酿酒。在《晋书·光逸传》中还提到，在避乱渡江后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士族人士“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这些生活安逸的士族人士重新走上了西晋初年奢靡的旧路，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浪费，严重影响到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奢靡的亡国之举非但会成为祖逖等有识之士北伐的阻碍，甚至更会使新生的东晋政权重蹈西晋的亡国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