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北伐收复旧山河，至少要满足两个内部条件，一是人心必须可用，二是财力必须丰厚，这也是任何一场旷日之战的基础。对于这两个条件，较之先前三国时期执意北伐的蜀汉，东晋具备着很大的优势。

首先，三国时期的蜀汉北伐，既是与曹魏争夺中原疆域，更是与曹魏在政治上争夺原汉朝的合法继承权。虽然双方在作战中都征发过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但这却是一场汉人内部的战争。而东晋北伐，所要面对的是前赵、后赵乃至日后的前秦这些由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相继组建的胡人政权。中国自古便有“内华夏外蛮夷”之说，此时大半中原已被胡人占据，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东晋的北伐战争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战争的高度，比之蜀汉后期北伐时人心“已不思汉”，出于民族大义这一政治制高点的东晋北伐，人心是绝对可用的。

《晋书·王导传》记载一事：自渡江之后，原江北士族“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因北方家乡沦陷，士族周顗对着迥异的南方景色感叹曰：

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

在座的诸人听罢也都相视流涕，唯独王导正色肃然答道：

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众人闻言“收泪而谢之”。因自己成为楚囚而感到耻辱流涕，也反映了过江之后原西晋的某些士族、部分上层阶级具有收复故地的意愿，至少对朝廷出兵北伐一事不会反感与阻挠。

不但沦落的士族有如此想法，沦陷在北方的普通民众对晋军同样是翘首以盼。即使到了数十年后的永和十年（354），桓温率军北伐攻至关中地区，附近的百姓看到东晋王师后依然激动万分、痛哭流涕，在《晋书·桓温传》中也记载了当时这种感人的场景：

（百姓）持牛酒迎（桓）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士族的渴望与支持、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场景都是蜀汉北伐时所不曾遇见过的。(www.daowen.com)

其次，东晋拥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蜀汉虽然也拥有天府之国的益州，但刘备伐吴的惨败致使国力大损，而西晋末年尽管北方饱受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地处江左的南方经济并未遭受多少破坏。在原孙吴开发的基础上，南方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储蓄了大量的粮食与物资。八王之乱时期，京师洛阳仓廪空虚，仓部令史陈敏言及“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腐败”[1]，建议朝廷下诏遭运以济中州，朝廷随即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后又迁为广陵度支，负责财赋物资的统计与支调事务。

对于当时江南的富庶，还有诸多史料可以佐证。如《王导传》载“荆扬晏安，户口殷实”，《艺文类聚·晋桓温与抚军笺》中亦载东晋所处的江南地区“兼百越沃野之资，据江汉山海之利，盐铁宝帛之饶，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贤之略，尽兵民之力，赋之强也”，可以说，充实的物质基础完全可以作为东晋北伐的坚实后盾。

此外，东晋北伐时中原地区的形势更有着蜀汉北伐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蜀汉北伐时，曹魏占据九州极难撼动，而起初刘备因倾力伐吴也错过了北伐夺取凉州的最佳时机。但东晋北伐时则不同，北方的强敌前赵、后赵彼此不和，前赵刘曜与后赵石勒间因扩张领地发生摩擦，最终于东晋太宁二年（324）爆发战事，石勒之侄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洛阳以西），“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2]。自新安之战后双方持续交战达五年之久，最终前赵于东晋咸和四年（329）为后赵所灭，刘曜也被石勒所杀。换言之，前赵、后赵间的内讧给予了晋廷难得的反攻良机。

另一个北伐刻不容缓的重要外因则是留守在北方的晋军将领坚持抗敌，给予前赵、后赵巨大杀伤。虽然京师洛阳、长安沦陷，但刘琨坚守并州晋阳十年，张轨保守凉州抵御前赵，京师洛阳所处的豫州地区同样也有坚持抗敌的晋将李矩。

建武元年（317），前赵刘聪遣从弟刘畅率步、骑三万人讨伐李矩，李矩“夜掩畅营，获铠马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3]。此役后，刘聪麾下驻守洛阳的部将赵固也因内讧投降晋军。

太兴元年（318），刘聪不甘失败，再次遣太子刘粲率将领刘雅生等步、骑十万人屯孟津北岸。刘雅生进攻赵固，李矩之甥郭诵又乘夜攻袭敌营，“十道俱攻，粲众惊扰，一时奔溃，杀伤太半，因据其营，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4]，再次大破前赵军主力。此役后，刘聪因而愤恨发病身亡，晋军则顺利夺回京师洛阳。

在李矩抵御前赵期间，东晋名将祖逖渡过长江致力北伐，于太兴二年（319）、太兴三年（320）多次击败后赵石勒，逐渐与李矩、赵固等人的势力相接壤，开创了“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5]的大好局面，而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6]，一度被迫向祖逖讨好，并要求通商，向晋廷妥协。

所以说，除了人心可用、物资丰厚等内部客观优势外，从当时中原北方的形势来看，东晋朝廷完全可以联络北方各地抗敌的晋将，再加以利用胡人内斗的时机，达成一举击破前赵、后赵收复中原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