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国祚前后共计四十五年，但在立国二十九年时便发生了大权旁落的高平陵事件，四十五年时则被迫禅让而终。曹魏能够被西晋所取代，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便在于曹丕、曹睿父子对宗室子弟极为苛禁，视为大患。二人在位时，宗室子弟的分封可说是有名无实，即使分封就国的诸王也是无兵无势。曹芳继位后，曹操侄孙曹囧于正始四年（243）著《六代论》一文，建议朝廷分封宗室子弟，授以军政实权，以抑制异姓权臣，强干弱枝，巩固曹魏统治，但时任大将军的曹爽没有采纳，以至于面对司马懿这种鹰扬之臣夺权时无可奈何，故后世有“魏削宗室而权臣篡”之说。

西晋建国后，晋武帝司马炎势必要吸取曹魏教训，即“惩魏氏孤立之敝”，倘若再次发生位高权重的世家大族觊觎皇权的企图时，可以依靠册封宗室成员、授以职任权力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加以预防，这也是势在必行之举。

不止司马炎是如此考虑，当时的诸多大臣也是持相同观点支持分封就国的，比较具代表性的如从朝中外调的河内郡守刘颂。刘颂就任后曾向司马炎上疏言道：

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征，可见于此。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晋书·刘颂传》）

刘颂以没有进行分封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与曹魏的历史教训来证明只有采取分封制才可使司马氏政权获得长治久安。除刘颂外，原孙吴名将陆逊之孙、江南世族子弟陆机在政治上也主张分封。陆机著有《五等论》一文，指出西晋政权如果施行宗室分封之后国家便可以“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换言之，无论是司马炎，还是一些朝臣、世族，都试图让西晋这个新兴政权采取分封这种与曹魏不同的统治方式，以达到国祚长久的政治目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唐长儒先生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中也指出：“在中古社会那特定的形态下又有分封宗王的必要。”

不过，分封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西周实行分封，却在数世之后演变为春秋诸侯割据、周天子成为傀儡的尴尬局面；秦统一天下后，廷尉李斯就坚决反对分封。李斯正是以西周分封作为反面教材，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1]。秦始皇纳李斯之言，改设郡县制。待到刘邦建立汉朝后，以郡县、分封二制并举，也酿成三世之后吴、楚七国之乱的兵祸。所以说，分封虽然可以避免大权旁落，但数世之后宗王间骨肉相残的历史必然性也不难预见，同样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灾祸。在这个前提下，司马炎依然坚持分封宗室子弟并强制子弟外出就国，其实还另有原因。

其一，坚持分封就国对外以防范吴、蜀二地复叛。吴、蜀复叛一事在刘颂的疏表中已有提及。刘颂认为“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2]，即吴地、蜀地都是容易再生叛乱之所，而防范的办法正是“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3]。

刘颂的这一说法并非杞人忧天，《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蜀亡五年后的晋武帝泰始四年（268），蜀地有一个叫王富的军士负罪逃匿，后于临邛（今四川邛崃）起事。王富曾与武侯之子诸葛瞻的亲兵相识，亲兵言其貌似诸葛瞻，故王富借诸葛瞻之名“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后王富在进犯成都以西的江原（今四川崇州）时被擒杀。泰始七年（271），蜀地又发生了“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督将”的叛乱事件。孙吴方面，在平定孙吴后，司马炎为防吴人叛乱曾“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4]。不过，即使是下诏要求各地方州郡解除武装，但在《晋书·武帝纪》中仍可找到吴地发生过多次叛乱的记载：

太康三年（282）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

太康七年（286）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www.daowen.com)

吴地、蜀地多次发生的旧将叛乱虽然未构成规模，但却是一个随时有可能被放大的隐患，而分封司马氏宗室成员就国于吴、蜀以防范变故确实是一个可以稳定地方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其二，以分封就国之名对内替太子排挤齐王司马攸。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虽然顺利代魏称帝，但其胞弟齐王司马攸的存在却对皇位构成威胁。

司马炎、司马攸均是司马昭之妻文明皇后王元姬所生。据《晋书·齐献王攸传》记载，司马攸“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即司马攸的才华原本在司马炎之上，只不过因过继景帝司马师的缘故而无缘帝位，司马昭也为此感到惋惜，每每见司马攸时“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即使是在临薨之前，司马昭也十分担心司马攸的安危，对即将成为皇帝的司马炎讲述前朝历史，“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司马攸而用心良苦。四年后的泰始四年（268），已成为太后的王元姬于临薨前同样警告司马炎：

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因为文帝、母后的缘故，司马炎还是较为善待司马攸的，封其为齐王。依据当时的惯例，司马攸不必前往封地。非但如此，司马攸还曾留在京师被委以“总统军事，抚宁内外”的重任，后又不断升迁，担任太子太傅，又接替贾充成为司空。

不过，随着司马炎年事渐高，太子司马衷又不成器，加之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等人的进谗，司马炎对待司马攸的态度开始转变，这其中的理由不难理解：一旦司马炎驾崩，深得人心的司马攸对于太子司马衷来说绝对是一个威胁。但因西晋以孝治天下，司马昭、王元姬又曾再三警告，司马炎不便效仿曹丕对胞弟下手，所以只有采取分封就国这种较为平和的方式，借“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之名，名正言顺地将司马攸驱赶到自己的封国，最后司马攸也因此抑郁而终。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荀勖等人进谗，也不管司马攸是否真的有意于皇位，其被排挤都是注定的事，排除司马攸这一隐患也是司马炎坚持分封宗室并遣诸王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马炎遣诸王就国后，为防范日后类似汉初七国之乱的兵祸，也对王国兵作了限制。《职官志》中记载了诸王在王国内允许配备的士兵数额，其中“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即大的封国可配备王国兵五千人，中等封国两千人，下等封国一千人，数千王国兵在危急时刻可以起到自卫作用，却根本无法对朝廷构成威胁。但在八王之乱的初期，也就是在司马衷继位后，朝廷接连发生宫廷政变，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尽皆被杀，朝中大权为皇后贾南风的贾氏一族所把控，这一系列的变故也让一些有野心的地方宗王开始私下扩军；而各地方州郡在孙吴平定后被解除武装，对于宗王的扩张无能为力，所以八王之乱后期的皇族混战时各方动辄万人，如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成都王“军二十余万”[5]，河间王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6]。

综合分析司马炎的分封就国举措，其吸取曹魏失天下的教训而坚持分封与就国，此举又为太子除去了威胁，还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吴、蜀等地的叛乱，称得上一举三得。但罢州郡兵一事却使各地方宗王失去制约，又是一短。倘若晋惠帝司马衷有其父一样的才能，各地的宗王或许尚有顾忌，但正是由于司马衷的不成器，各地宗王从私下扩军到肆意混战，造成社会生产的重大破坏与百姓的严重伤亡，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