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那么秦凉之变的爆发就不可能如通常史学界所说的是由于西晋朝廷过度压榨剥削的结果。那么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是如何煽动各少数民族发动叛乱的呢？应该说，这是一个由诸多因素同时作用而成的结果。

首先，即使赋税不高，但司马炎在用人失察这一问题上却难辞其咎。晋廷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都是当初伐蜀时立有战功的元勋，但两人并非是守边之材。秦凉之变爆发后，公府掾阮种在给朝廷的对策中言及用人不当一事：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

阮种话语含蓄，只是笼统提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而大将军陈骞早在司马炎任命胡烈、牵弘之时便直接点名批评二人“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2]，但司马炎未更换人选，陈骞也只能暗自叹息，认为这个决定必将失败。后来胡、牵二人“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3]。故而可以得知：胡烈、牵弘作为封疆大吏，行事却大相径庭，未能很好地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更为甚者，二人如阮种所言，在任期间“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最终“果失羌戎之和”，这是最终促成秦凉之变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如果说秃发树机能是煽动鲜卑本族人叛乱的虏首的话，那么早年降蜀的原凉州名胡白虎文再次复叛则是秦凉之变的另一个重要推力。白虎文复叛的记载见于《宋史·五行志》，只不过此事因出处偏僻而往往为史学界所忽视。

白虎文是凉州著名胡王，曾与同是凉州名胡的治无戴反抗曹魏失败后，于蜀汉延熙十年（247）被姜维救回，安置于蜀地繁县（今四川彭州市蒙阳镇）。(www.daowen.com)

《华阳国志·大同志》载，司马炎在蜀亡后“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再依据《宋史·五行志》白虎文复叛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白虎文同样属于被迁徙的行列；其次，迁徙时的白虎文虽是蜀臣，但同时更是原凉州胡王，所以与宗预、廖化、诸葛显等原蜀臣不同的是，其被迁回了故地凉州而非河东、关中地区，这也为白虎文的再次反叛提供了客观条件，直接导致秦凉之变初期胡烈、牵弘两个晋廷封疆大吏的阵亡。

关于胡、牵二人亡于叛乱一事，《晋书·武帝纪》只是笼统地提及了二人死于叛虏之中，却没有明确记载是被反叛的秃发树机能所杀。但在《宋史·五行志》中却明确记载了胡烈、牵弘二人的死因：

昔岁及此年，药兰泥、白虎文秦凉杀刺史胡烈、牵弘。

即是说，胡烈、牵弘二人是在与药兰泥与白虎文的交战中战败被杀。换言之，即便秃发树机能率领鲜卑人在击杀胡烈、牵弘的两次战事中同样出力，但一直以来对曹魏乃至日后的西晋持敌对态度的白虎文才是秦凉之变初期的主角，正是其利用自己早年在凉州的资历与声望促成本族胡人与秃发树机能的鲜卑人共同反晋，只不过此时据当初与治无戴叛魏已有二十三年，白虎文必已年迈，多半于攻杀牵弘不久后亡故，所以才不见于《晋书》的记载。

最后，《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记载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壮果多谋略”，是一个在河西鲜卑部族中有野心的上层人物。如同后来匈奴贵族刘渊趁晋廷王室相互操戈之际起兵“复呼韩邪之业”[4]的意图类似，秃发树机能看到晋廷西北地区统治薄弱且胡烈、牵弘“果失羌戎之和”，认为有机可乘便带头发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