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大臣除了在饮食上追求穷奢极欲外，生活上的纵情享乐亦不可或缺，在这一点上，仍然以石崇、王济等人为代表。

《晋书·石崇传》中提到石府“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关于石府的奢华，还可以通过其府上厕所陈设的描述领略一二：

（石崇府内的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世说新语·汰侈》）

安排十余位美人侍候如厕的客人，石崇也算是创古今未有之举了。官员刘寔如厕时见到“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4]的光景后尴尬不已，慌忙逃离，一度以为自己误入了石府内室。

外戚王恺是原曹魏首任司徒王朗之孙，亦是司马炎之舅，其与石崇素来不和，二人相约斗富：王恺家用糖水洗碗，石崇府上便以蜡烛替代替柴草；王恺于府宅门前打造了长达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效仿打造更高级的锦步障五十里。两人斗富一事迅速轰动京师，司马炎也以此为乐，将宫中珍藏的一株二尺许的珊瑚树借与王恺。石崇见珊瑚树后以铁如意击碎，随即又命随从返回家中将自家珊瑚树悉数取出供王恺挑选，这些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5]，彻底将王恺斗富的气焰压了下去。

石崇的财富不但称得上是富可敌国，还称得上是“享誉”后世。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宗室成员元琛，其府上马厩以白银打造马槽，以黄金打造锁环。元琛常以石崇自比，并为自己和石崇没有处于同世而感到遗憾，《资治通鉴·梁纪五》载其曾自负言道“不恨我不见石崇，只恨石崇不见我”。后世文人又把美人盂（按指把美人的嘴当做痰盂，明朝太监阉党所为）、没奈何（按指将白银以千两为单位熔铸成大银球，即使窃贼看到也无可奈何，南宋张俊所为）等本不是石崇的“创意”全都附会“转嫁”到他身上（按蒲松龄《聊斋·仇大娘》中认为“没奈何”是石崇所为）。(www.daowen.com)

除石崇、王恺外，先前提到的以人乳蒸肫的外戚王济家财亦不可胜数，宴请司马炎时“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6]。琉璃器皿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和珊瑚树一样十分稀有珍贵之物，中原地区不具备制造的能力，只能依靠海外进贡，而王济府上却暴殄天物，用其盛放饮食。当时京师洛阳地价甚贵，王济又“买地为马埒（按指马射场的围墙），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7]。

在这些达官显贵当中，还有一类家财万贯却视财如命的吝啬鬼，比如晋惠帝司马衷时的司徒王戎。《晋书·王戎传》载，其虽然身居高位，但在政事上推脱应付，毫无作为，每每“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完全是一副当年竹林七贤时期游戏人生的逍遥姿态。王戎虽不理政事，但却极为擅长置业生利，曾“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但他又极度贪婪与吝啬，每天都要计算家财，甚至是“昼夜算计，恒若不足”。王戎家中植有上好的李树，售卖李子时唯恐别人得到种子，便将李子钻核，因此还被世人所耻笑。在吝啬一事上，王戎即便对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女儿出嫁时曾贷钱数万并且久而未还，王戎脸色不悦，直至女儿归还才面露笑容；后来侄子也要结婚，向王戎借衣物，王戎“遣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

王戎昼夜计算家财、钻果核、逼女儿还钱等吝啬行径已经到了近乎不可理喻的地步，但这也并非个案，司马衷时太子少傅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8]，以至于名臣杜预认为和峤有“钱癖”。当时，西晋文学家鲁褒写了一篇名为《钱神论》的文章，毫不留情地讽刺了当时这种唯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

（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晋书·隐逸·鲁褒传》）

从这篇《钱神论》中可以获悉，当时的拜金思想已经从达官显贵的上流阶层蔓延至基层军队当中，“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的不正之风使军队战斗力荡然无存，也为最终西晋的亡国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