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东北，地处淮河以南，战国末年是为楚国国都。《史记·楚世家》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如《史记》所言，楚国君考烈王熊元于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前241）组织合纵伐秦失利后为避秦人锋芒迁都于此，并改寿春为郢都。进入东汉后，寿春隶属于扬州九江郡，曹魏建立政权后沿袭汉制，并将寿春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设为扬州州治。寿春东南方向便是曹魏的另一个军事重镇合肥，合肥的位置同样十分关键，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和“腹巢湖，控涡颖，膺濡须，枕潜皖，实用武之地”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是吴、魏前期反复争夺的焦点。

因为紧邻巢湖的合肥更加靠近孙吴地区，所以孙权一生曾率军六次进攻合肥，前后跨度长达二十七年，

客观上来讲，孙权六次出兵的时机恰到好处：建安十三年（208）是挟赤壁之胜，建安十九年（214）乘曹操征讨汉中无法增援合肥之隙，二十四年（219）是趁关羽北攻荆州之隙，黄龙二年（230）是乘魏、蜀激战之时，嘉禾二年（233）是多路出击，嘉禾三年（234）则是与诸葛武侯协同大举出兵。

遗憾的是，临阵决断非孙权所长，六次攻势不是损兵折将便是铩羽而归，最后均以失利败退告终，尤其是建安十九年的攻合肥之役，孙权在退军时遭到张辽突袭，大将陈武阵亡，孙权麾下的三百亲兵全部战死，其本人险遭擒获。吴人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前后几十年不停地对合肥用兵，却依然屡败于合肥城下。除却合肥城坚外，这样的失利与吴人不擅陆战也有较大关系。

不过，孙权的攻势也不是全无收获：合肥城虽固，但却紧邻巢湖，吴人又以水战见长，这就使合肥防御愈加困难。孙权曾于黄龙二年（230）遣军进入魏境并于东兴（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西南）修筑堤坝，意图通过堤坝阻拦使巢湖水位上涨，以便日后继续对合肥展开攻势，但因水军兵败而中途废弃。在孙权去世的数月后，孙吴太傅诸葛恪又率军重修东兴堤坝并最终完成。也就是说，合肥紧靠巢湖的这一硬伤，迫使曹魏方面必须调整防御策略。常年在合肥抵御吴人的满宠于青龙元年（233）向魏明帝曹睿上疏言及“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1]的天生短板，请求“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新）城以固守”[2]，倘若吴人进犯，便可“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3]。第二年孙权第六次大举来犯时满宠又向曹睿上疏建议“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4]。也正这次战事结束后，满宠的提议获得批准，曹魏在淮南地区的防务重心逐渐回缩至后方的寿春，合肥仅留数千守军用于滞敌，由于失去了战略价值，孙权也未大举攻打合肥。

关于曹魏将防御重心回缩寿春一事还有几段史料可以佐证：(www.daowen.com)

（诸葛恪）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孙）权以为不可。（《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峻（按诸葛恪之后主政的孙吴权臣孙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两段史料中，前者发生于孙权最后一次猛攻合肥的三年后，即孙吴嘉禾六年（237），后者发生于吴少帝孙亮在位的五凤二年（255）。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合肥守备力量不足，处于半弃守的状态，诸葛恪断然不会远遣斥候打寿春的主意，后来的孙峻亦不敢直接跨越合肥地区兵袭寿春。

孙权去世后的当年（公元252年）十一月，魏军大举伐吴，意欲破坏东兴堤坝，但被吴军击败，死者数万人。诸葛恪亦乘东兴大捷于转年五月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次诸葛恪以合肥新城为目标，曹魏新城守将张特坚守不战，双方围绕新城激战数月之久。由于吴军久攻不下，又值夏暑炎热，士兵因大量饮水导致腹泻与浮肿，减员甚为严重。当年七月，兵力折损严重已无力破城的诸葛恪被迫撤军，一路之上“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5]，而一直以来按兵不动的曹魏开始发动反攻。

司马师遣扬州刺史文钦会合精锐部队，命其切断诸葛恪的退路，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人断后。诸葛恪惧怕遁逃，文钦率军追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6]，将吴军彻底击败，这也是孙吴历次攻打合肥战役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诸葛恪班师后遭遇政变，被孙权之侄孙峻所杀。

此后，吴、魏淮南之争由合肥正式转向寿春，如上文提及，吴少帝孙亮五凤二年（255），趁毌丘俭、文钦反叛司马师之际，孙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等人兵袭寿春，后因魏军来援而退军。在撤军时，留赞因突患重病而被魏人所杀。两年后，又爆发了三国历史上用兵规模最大的“寿春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