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共有七子，太子为长子孙登。孙权对于太子的教育和培养可以说是极为用心，择选良才教习太子。在《三国志·吴书·吴王五子孙登传》中，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四人被称为“太子四友”。四友之中的诸葛恪是重臣诸葛瑾之子、张休是元老张昭之子、顾谭是丞相顾雍之孙、陈表是为国捐躯的偏将军陈武之子，都属名臣良将之后，也都是当时孙吴的精英人物。

孙登稍大后，孙权想让其熟读《汉书》知晓历史。老臣张昭熟悉汉史，但因年纪较大，便让其子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7]。因受到良好的教育，太子孙登成为了一名贤德的储君，即便外出狩猎时“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8]，完全是一副贤君的表现。不过，孙权虽立孙登为太子，但却厌恶其养母徐氏，于是违背礼制，不肯立徐氏为皇后，相反却宠幸步夫人，常有立步氏为后之心，所以孙登在被立为太子之前也曾以“欲立太子，宜先立后”为由坚决辞让。换言之，孙登虽是太子，但这个太子的合法地位从礼制上来说并不牢固。

吴赤乌四年（241）五月，年仅三十三岁的孙登因病薨逝，贤德的太子薨逝。这对孙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除孙登外，孙权的次子孙虑去世得更早，孙权于吴赤乌五年（242）春正月册封十九岁的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如同对待孙登一样，孙权又为孙和择选良才，其中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也都循规蹈矩地侍奉孙和。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9]。应该说，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孙和与前太子孙登一样，作为储君人选也是十分适合的。但在同年八月，孙权又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同时“宠爱崇特，与和无殊”[10]。也正是孙权的又一次违背礼法之举，让鲁王孙霸开始有了觊觎太子之心，《三国志·吴书·吴王五子孙霸传》中记载道：

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

依附孙霸的几人中，全寄还是孙吴重将全琮之子。另外，孙权步夫人之女、全琮妻全公主与孙和之母王夫人不和，也加入到了鲁王阵营当中。

鲁王一方无时无刻不在搜寻太子的过失，某次孙权卧病在床，孙和到宗庙去祈神保佑，孙和妃子的叔父张休住所靠近宗庙，邀太子顺路来访，全公主派去监视的人看到后就对孙权说太子不在庙内，且面有喜色，孙权因此发怒，孙和母亲王夫人后来也郁闷担忧而死。王夫人去世后，孙权对孙和的恩宠逐渐减少，孙和常担心会被废黜，而孙霸的非分之想则更加强烈。随着双方斗争的日益激烈，朝内朝外的大臣逐渐分为两派，造成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11]的可怕局面。《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中记载了当时阵营的划分：

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硃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

孙权为此也感到担忧，对自己的族侄、侍中孙峻言道：

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12]

吴赤乌七年（244），丞相顾雍去世，孙权以陆逊为丞相，命其依旧镇守武昌。不久之后，这场储君之争便随着丞相陆逊的进谏达到了最高潮。

事情起因是一次谈话泄密事件，《陆凯传》裴注引《吴录》中记载，孙权与鲁王麾下的杨竺论及储君之位的人选，杨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孙权表示同意，私下也“乃许立焉”。但是这次秘密谈话被藏于床下的太子身边的人听到，很快便传到孙和、陆逊等人耳中。陆逊便立即上疏进谏，力陈道理。孙权见到疏表后意识到谈话已经外泄，便追查泄密之人，陆逊回答是族侄陆胤所言。孙权“召胤考问”，陆胤替太子隐瞒，便假称“杨竺向臣道之”。孙权大怒，将陆胤、杨竺同时下狱，二人在狱中都遭酷刑，杨竺无法忍受，只得违心承认泄密，孙权便将杨竺处死并抛尸于江。(www.daowen.com)

陆胤被下狱后，陆逊又接连上疏三四次，甚至请求进京亲自论述嫡庶的区别以求匡正失误。孙权勃然大怒，正式借此事对顾、陆等大族痛下杀手：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13]，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14]。不仅如此，震怒的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逊”[15]。最终，已经六十三岁高龄的陆逊禁不起使者的责骂，于赤乌八年（245）春二月含恨而亡。不过，陆逊之死依然没有让孙权恢复理智，孙权召陆逊子陆抗进京训话，用杨竺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与陆抗核实，陆抗不假思索逐条对答，孙权的怒气才渐渐消解。

五年后的吴赤乌十三年（250）秋八月，这场储君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已经六十九岁的孙权正式下诏废黜并流放太子孙和，同时赐死鲁王孙霸，包括鲁王党羽全寄、吴安、孙奇等人全部被处死。诏令一出，朝中诸位正直的大臣都为太子孙和感到不平，集体进谏。

面对集体进谏的大臣，孙权再次勃然大怒，下令将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两人满门抄斩，将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拖进大殿，杖打一百。屈晃始终辞气不挠，叩头直至流血，还被孙权罢免斥归乡里，朱据也被贬为新都郡丞。后来朱据还未上任时便遭到中书令孙弘进言诬害，当时孙权病重在床，孙弘就自行拟写诏书赐死朱据。而起初被流放的人中，陆逊外甥顾谭、顾承都死在了流放地，张昭之子张休亦被孙弘进谗害死。在《孙和传》的末尾也记述了当时众位良臣的下场：

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

同年十一月，即在流放孙和、处死孙霸后的第三个月，九岁的幼子孙亮被孙权立为太子，储君之争这才宣告结束。也正是在这个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16]，曹魏荆州刺史王基听闻后，道出“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的轻蔑之语。

十二月，曹魏方面乘孙吴国事混乱之际发动进攻：新城太守州泰袭击吴蜀交界之处的巫（今四川巫山北）、秭归（今湖北秭归）、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三地；魏大将军王昶围荆州南郡江陵（今湖北沙市西北之江陵），荆州刺史王基攻荆州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此时的吴军已无优秀的将帅统兵，损失惨重：王基军“（攻）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17]；王昶先是击败吴军大将施绩，在撤军时又设伏“斩其将锤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18]；州泰一军同样有所斩获。吴军在此役中完败，正是孙权逼死功臣良将的恶果。

综上，这场储君之争从赤乌四年（241）开始，至赤乌十三年（250）结束，历时十年，最终以太子孙和被流放、鲁王孙霸被赐死、幼子孙亮被立储作为终点。如孙权先前立孙登为太子却有意立步夫人为皇后一样，这场储君之争同样是由孙权违背礼制过分溺爱鲁王而起。

客观地说，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乱象不是孙权本意，其对孙峻所言的“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可以证明“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分裂局面是其始料未及也并不想看到的；加之支持太子的众臣中诸葛恪、吕据、张休分别为诸葛瑾、吕范、张昭之子，都属投奔或跟随孙氏征战的旧臣之后，并非江东本土大族人氏，故而单纯指责孙权故意挑起储君之争从而借机打压江东大族的论调实有诬陷之嫌。不过，在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孙权确实抓住机会打压了支持太子的部分江东大族，逼死、流放顾、陆两族人氏。陆逊去世后的第二年，孙权将孙吴军政大权重新划分，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这五人中原鲁王一派的人选也多过原太子一派。

总的来讲，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储君之争中，孙吴折损了最优秀的军事统帅陆逊，才兼文武的骠骑将军朱据，对内辅佐太子对外统兵作战的后辈精英子弟顾谭、顾承、张休、姚信，直言敢谏的忠臣吾粲、陈正、陈象、屈晃、张纯等数十人。观孙吴历史，从没有任何一场战事能折损如此之多的文武精英人才，孙吴就此走上下坡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