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孙吴山越叛乱与蜀汉南中叛乱进行对比，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蜀汉南中地区的夷人本无反心，叛乱是由雍闿、孟获等有野心的南中豪强有预谋地煽动而起，在诸葛武侯南征诛杀雍闿、降服孟获等首恶后，南中地区的夷人大体处于安定状态，此后直至蜀亡虽偶有复叛，但已构不成太大影响；反观吴地六郡地区的山越，其对孙吴政权却是从上到下、自始至终同仇敌忾，始终抱有敌视的态度，而并非是有人刻意煽动。

再者，武侯对待南夷采用的是“攻心”战术，没有一味地赶尽杀绝。在南征后又允许夷人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将南中打造为一个“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自治区；孙吴对待山越的态度则是要竭力进行征讨，对待投降的山越采取“强者充军、弱者补户”的政策将其强行迁徙，不允许山越继续留在原先居住的山区。

最后，从危害性上来说，孙吴开展征讨山越的战争旷日持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建国前的建安初年孙策执掌江东之时。《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策于建安二年（197）与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联合讨伐袁术，但陈瑀中途背盟，反而按照联络山越图谋孙策，其遣人“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准备在孙策出军讨伐袁术时便乘机攻取诸郡，这里面提到的大帅祖郎、焦已及严白虎便是各地山越的首领。后孙策发觉陈瑀等人的密谋，大破陈瑀、祖郎、严白虎等人。

在此期间，孙权与孙策大将周泰及护卫士兵几百人突遭山越数以千人的围攻。周泰舍命保护孙权，杀退敌人，自己却“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1]，差点丢了性命。孙权黄武二年（223）吴蜀通好，吴使张温出使蜀汉，并向武侯转述了孙权“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2]的话语。张温出使距周泰中创已有二十余年，但平定山越依然是孙吴的头等大事，可见山越危害的严重性。孙吴名将陆逊也曾对孙权指出了山越的危害：(www.daowen.com)

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3]

如本文开篇所言，吴地山越叛乱存在数十年之久，极大消耗了孙吴的人力物力，牵制其对外发展的脚步，相比南中叛乱给蜀汉带来的危害早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山越远不止于内部叛乱，还时常勾结外敌夹攻孙吴。除上文提及的祖郎、严白虎勾结袁术外，在孙权执掌江东时期，曹操曾遣朱光在皖城屯田，又令朱光引诱鄙阳山越作为内应；鄙阳山越首领尤突、丹杨山越首领费栈也都接受过曹操的印绶，以此煽动各地的山越发动叛乱。也就是说，只要吴地各处的山越叛乱稍具规模，曹魏方面便遣使授予印绶、官职，相约夹击孙吴，可以说是孙吴名副其实的腹心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