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武侯最终践行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在北伐前线渭水之滨的五丈原病逝，这一年，姜维三十三岁。

自武侯去世后，《出师表》中提到的“贞良死节之臣”蒋琬、费祎二人与姜维相继出任大将军，执掌蜀汉兵权，直至蜀汉亡国共计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中，姜维继承武侯遗志频繁西入、北伐，伐魏次数早已超过当年的武侯。西入与北伐以蜀汉延熙十六年（253）春费祎遇刺身亡为分水岭，费祎遇刺前姜维偏军西入陇右（古人以西为右，陇右泛指甘肃省六盘山以西的地区）作战不少于六次，费祎遇刺后至亡国前兴军大举北伐陇右及秦川亦有六次。

建兴十三年（235）夏四月，在武侯去世八个月后，蒋琬出任大将军一职，正式执掌蜀汉军权。延熙元年（238）冬十一月，其又正式出屯汉中，开始筹划北伐事宜。蒋琬认为武侯北伐失利的根本原因就是秦岭山脉道险运艰、后勤不继，于是不再谋求大举出兵五丈原，而是将主攻方向改为陇右，姜维亦认为可以凭借自己对西部少数民族风俗的熟悉，诱诸羌、胡以为羽翼，截断陇山以西的魏境，并将其占为己有。所以蒋琬掌军时代，姜维多次率偏师向西深入陇右边远地区联络羌、胡等少数民族，进行试探性作战。姜维偏师西入几次，史无明载，只知道始于延熙二年（239）春三月蒋琬晋升大司马之后，终于延熙四年（241）冬十月蒋琬、费祎、姜维三人的汉中军事会议。另外，这三年西入以来唯一一次有双方对抗的史料记载出自《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即姜维于延熙三年（240）率偏军进入陇右后遭遇曹魏名将郭淮的追击阻截，并因此放弃联络羌、胡的任务返回蜀汉。

不过，姜维偏军西入这几年中最大的战果仍然是“偏军入羌，郭淮破走”[1]，此时的郭淮与蜀军交手已经三十多年，属曹魏四世宿将。姜维因击破郭淮的功勋，在汉中军事会议后被蒋琬上疏举荐为凉州刺史，最终于蜀汉延熙六年（243）晋升为镇西大将军，并正式授予凉州刺史一职。

观蜀汉一朝，此前担任过凉州刺史的马超、魏延，无不是声望显赫、战功卓著的重将。武侯北伐时期，魏延于建兴八年（230）西入陇右羌人聚集地并与郭淮交手，同样因大破郭淮而晋升为征西大将军，而此次从姜维的加官晋爵也可看出蜀汉朝廷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同。

延熙五年（242）春正月，在汉中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后，姜维暂停西入，其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今四川绵阳）进行整编，第二年冬十月，蒋琬也返回涪县，并将大将军的职位让与费祎，费祎从蒋琬手中接过接力棒，蜀汉开始了费祎掌军时代。

延熙七年（244）春，曹魏大将军曹爽趁蜀汉军权交接、前线汉中空虚之际，以郭淮为先锋，集结军队十余万人来犯，史称“兴势之战”。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汉中太守王平据险而守，当时从后方赶至的增援部队主要有两支，即《王平传》中提到的“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可以推定，涪县诸军的统帅为姜维无疑，其先行奔赴汉中增援王平，协同参与防御作战，随后从成都赶至的费祎又切断魏军归路，此役伐蜀魏军遭到惨败，“（曹）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关右悉虚耗矣”[2]。

曹爽伐蜀，征发了大量羌、胡从事劳役，令羌、胡怨恨不已。延熙九年（246），今甘肃、青海省境内的曹魏凉州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羌、胡叛乱，姜维趁郭淮平乱之际进攻魏讨蜀护军夏侯霸，后于延熙十年（247）又出陇西（郡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与凉州金城（郡治榆中，今甘肃榆中县甘草店镇）三郡交界，驰援起事失败的胡人，“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维将还安处之”[3]，这次救援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中也被提及，其云：(www.daowen.com)

十年，卫将军姜维出陇西，与魏将郭淮、夏侯霸战，克之。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维徙之繁县。

应该说，姜维的这次战果得来十分不易，他从蜀地出发，率偏军转战往返近千里，最终远抵魏境凉州金城边界，几乎相当于抵达至今日兰州市下辖的榆中县附近，在那里击败郭淮、夏侯霸二人，并成功将归降的胡王白虎文、治无戴救回蜀地安置，这也再次印证了他具备着优秀的军事能力。

当然，与魏军交手并非一帆风顺，姜维于延熙十二年（249）秋出师陇右雍州不利，屯驻麴山（今甘肃武山西南）的牙门将句安、李韶被郭淮围困，二将孤立无援，最后被迫降魏。但总的来说，在蒋琬、费祎掌军时代，姜维在不少于六次的西入中两败曹魏宿将郭淮，救回叛魏的胡王白虎文、治无戴，又在防御战中随费祎再败郭淮、重创曹爽，虽然在历次战事中率领的均为偏师，但依旧打出了一定的战果。

此外，偏军西入还有一个不易为后人察觉的效果：截止至最后一次西入攻打西平郡（郡治西都，今青海省会西宁市）的延熙十三年（250），姜维已经成功地与陇右羌、胡等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举令蜀汉受益颇大。《三国志》作者陈寿另著《益都耆旧传》一书，其中提到姜维有一位名叫王嗣的部下。王嗣深得羌、胡人心，每次北伐时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故日后姜维几次大举北伐时都选在夏季出兵，至秋季时便可以利用魏境中少数民族的粮食物资进行补给。相较于选在春秋出兵、需要长时间筹备粮草的武侯北伐，这是师生二人最显著的一个区别，也是学生比老师高明的地方。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史料便不难猜出，其实姜维并不满意这些年的战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费祎不支持北伐。原本汉中军事会议后就定下的“姜维出击，蒋琬为援”攻取陇右战略，因为费祎每次调拨的士兵不超过万人，缩水为继续延续蒋琬时代的偏军袭扰战，更导致姜维这几年的战果缩水。费大将军反对北伐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姜维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设身处地地想下，对于这种过于保守的论调，姜维始终难以认同。当年丞相临薨前留下遗令，要求将自己葬于汉中定军山上，其用意无外乎告诫后来者王业不可偏安，勿忘北伐中原。而姜维正是深得丞相栽培、继承丞相遗志的人，为何还要希冀于后辈人中再出现能者？不去北伐，又怎知不能取得胜利呢？他这些年所做的，不就是屡次联合羌、胡消耗陇右魏军的有生力量，进而蚕食陇右吗？胡王治无戴、白虎文与羌人联合起事时，单单羌人的规模就已过万人，郭淮耗时两年才分别予以平定。如果前去接应的不是数千偏师，而是数万大军，那么绝不会仅仅只救回治无戴残部，双方联手重创郭淮甚至都有可能；如果统率数万大军，又怎会眼睁睁看着句安等人陷入敌手而无力救援呢？不过，再怎么假设也没有意义，姜维虽然已从蒋琬时的镇西大将军晋升为卫将军，但他依然是费祎的下属，费大将军才是武侯指定的政治继承人，这几年的时间只能是蹉跎过去。偏军西入，单从军事成败上来说可圈可点，但对姜维本人来说，因为兵力不足，便显得有些聊胜于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