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师表》中虽然写下了“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豪迈之语，但首次北伐却因马谡丢失街亭致使功亏一篑，武侯不得已“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6]，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街亭之役损失几何，史无明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拔西县千余家不补街亭所丧，兵力损失恐怕过万。比这更为严重的是，战前曹魏对蜀汉疏于防备，而街亭的完败便意味着此后的曹魏基本已是无隙可乘，伐魏的最好时机一去不返。

蜀汉遭受惨败，但是同年九月，吴人重创曹魏大司马曹休，取得了石亭大捷，曹魏关中军东调防吴。为了缓解吴人压力，武侯决定于冬季向曹魏发动一次中等规模的进攻，袭取陈仓（今陕西宝鸡）。不过，由于年初伐魏失利，蜀汉朝中已经出现了不愿北伐的声音，这也正是武侯上《后出师表》的原因，意在驳斥闭关自守、不愿北伐者。

在《后出师表》中，武侯率先指出北伐乃是完成先帝刘备遗愿之举（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而后便直奔主题，指明即便闭关自守，国家亦不会长久，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坚持北伐（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接着，武侯以“六不解（懈）”阐明了蜀汉必须速战，方可求生之理。

“一不解”是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即使有算无遗策的智谋之士张良、陈平辅佐，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仍然屡遭创败，现今蜀汉君臣不及高祖、张良等人，又怎能指望靠长期相持去获取胜利？

“二不解”是以汉末江左刘繇、王朗为例，二人占据州郡，议论起安全策略来，总是引用圣人言词，令人疑惑满腹。今年不战，明年不征，结果使孙策发展壮大，吞并了江东，这是并不遥远的历史教训。

“三不解”“四不解”与“一不解”类似，均指出曹操智谋超群、兵多将广，但也屡遭败绩，曾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证明作战不可能无风险而取胜，也不可能每战必胜。这也是不能懈怠北伐的重要原因。

“五不解”则道出了蜀汉的窘境：北驻汉中一年，赵云等名将相继辞世，昔日组建的各特种作战部队减员极大，并且后继乏人，再拖延下去，更无力讨贼。

“六不解”以反问的形式指出既然不能平息战事，御敌与出征的耗费几乎相等，不去兴师北伐，而让民穷兵疲、只占有一州之地的蜀汉去与占据了广大中原地区的曹魏长期相持，又怎么可能呢？

最后，武侯发表了一种对北伐“尽人事，知天命”的看法：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较之信心十足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因首战失利而显得悲怆凄凉，加之赵云去世时间与本传不符，陈寿在著《三国志》与《诸葛亮集》时均未收录此文，直到裴松之作注时才从孙吴学者、大鸿胪张俨的《默记》中将其引出并附在《诸葛亮传》后，后世对《后出师表》是否为他人伪作一说也是争议颇大，让这个话题成为了一桩公案。

同意《后出师表》为武侯本人所作的，一般都以诸葛恪伐魏时所言的“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7]进行佐证，认为诸葛恪能言善辩、才识渊博，驳倒群臣可谓轻而易举。他意图伐魏时作的谕文引证涵盖古今，内容翔实，没有必要再刻意伪造出一篇其口中的“家叔父表”作为论据；而对于赵云去世的时间问题，认为武侯要比后辈人的陈寿更有发言权，换言之是认为《后出师表》记载正确，而晋朝才成书的《三国志》记载有误。(www.daowen.com)

不过有关键的一点容易被今人疏忽：武侯曾与曹植就光武帝刘秀的优劣进行论战（其文载于《诸葛亮集》），武侯对高祖刘邦的评价是“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但在《后出师表》中却言及“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两者对刘邦的看法前后完全不一，难以解释得通。观武侯的其他文章，也从未出现过对一件事前后或矛盾或改口的情况，可知这种前后矛盾不符合武侯的一贯风格。所以以此推断《后出师表》后人伪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只不过这位伪作者并不熟悉武侯对于刘邦的这一评价，才出现了上述矛盾。

总体来看，即使文风悲怆的《后出师表》属于伪作，但却无损于诸葛武侯一直以来的正面形象，表文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不管是激昂的《前出师表》，抑或是悲怆的《后出师表》，都确立了诸葛武侯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他成为了为后人敬仰的当之无愧的楷模。

2017.7.9

[1]《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

[2]《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

[3]《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4]《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裴注引《襄阳记》。

[5]《晋书·宣帝纪》。

[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7]《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