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出师表》的开篇，武侯首先对蜀汉国内外形势作了说明：此时据先帝刘备伐吴惨败的夷陵之战仅仅过去五年，横跨荆、益的蜀汉只剩益州一地，国力、军力也都处于恢复期间，所以开篇首句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便指出目前的蜀汉形势依旧严峻。不过，即使形势不乐观，但臣子、将领没有因此气馁，因受过先帝刘备的重恩殊遇，所以依然为国奋斗操劳、报效后主，望后主能够“开张圣听”，广泛听取臣子的意见。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此语反映出当时蜀汉政治的特殊性。简单来说，彼时的蜀汉有两套领导班子，一个是“宫中”，即刘禅所代表的蜀汉朝廷，这也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但对于国家大事这个“宫中”是不发号施令的，所有的政令是由另一个领导班子“府中”即武侯所在的丞相府颁布。这一特殊体系于建兴元年（223）后主刘禅继位时确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

建兴元年，（后主刘禅）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汉代皇帝允许丞相等辅政大臣开府治事的事例并不少，但如蜀汉这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宫中府中”体制却是罕见。通常来说，这种如同父母包办式的做法不利于青年君王刘禅的成长，而且极易生出武侯“不久于人臣”等危言耸听，这也是日后武侯为何要坚决抵制李严加九锡提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实是不能给别有用心之辈带来口实。

纵观武侯辅佐刘禅的十二年间，一则先帝刘备遗诏中曾教诲刘禅要“父事”丞相，为武侯确立了坚固的地位；二则刘禅在即位之初言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1]，即确实遵从刘备遗诏，对武侯倍加信任；三来武侯本人坦荡，一心为国操劳，使蜀汉不但走出了最初的困境，进而又有余力多次北伐，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宫中府中”体制理论上虽然会出现的君臣争权的矛盾，但事实上，在武侯辅佐刘禅的十余年间没有出现过因为相权过重导致内部不稳定的问题。(www.daowen.com)

后世有一种观点：通过刘禅在武侯辞世后迟迟不准为其立庙祭祀一事加以分析，得出刘禅对武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做法其实是不便发作，对架空自己的“宫中府中”体制更是怨气颇大，所以才采取报复手段这样的结论。但细究史料，可知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根据两汉时代的政治经验，如果刘禅本人觉得自己遭到架空，那么在武侯去世后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剥夺辅政大臣“开府”这一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资格，同时恢复东汉尚书台体制，以尚书令在旁辅佐，皇帝本人亲理朝政。

不过，刘禅并没有这样做，考察武侯去世直至蜀汉灭亡的二十九年间，武侯继承人蒋琬、费祎二人，虽然均担任过尚书令一职，但这只是一个过渡职务。刘禅于延熙元年（238）命蒋琬开府，后加封其为大司马；延熙九年（246）蒋琬去世后，后主虽“自摄国事”[2]，但在延熙十五年（252）又命时任大将军的费祎开府治事。在二人执政时期，刘禅也给予充分信任，“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3]，授予了这两位武侯嫡系继承人执掌、遥控朝政的大权，没有对他们作出任何政治上的打压。

除二人外，武侯另一位军事上的继承人姜维，在武侯去世后升任镇西大将军，蒋琬去世后升任卫将军，费祎去世后接替其为大将军。延熙十九年（256），姜维伐魏惨败于段谷，一度被贬为后将军，不过这种处罚也只是走过场，一年之后其大将军的职位便得以恢复。纵观姜维的升迁之路，会发现他非但没有遭到打压，甚至在武侯及其嫡系元老纷纷去世后不断获得重用，得以握有兵权并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事。后姜维弹劾杨戏，后主将杨戏废黜为庶人；姜维痛恨宦官黄皓专权，敢于无视后主与黄皓的亲密关系直接奏请除奸，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主对武侯栽培的继承人姜维同样信任有加。另外，蜀汉景耀四年（261）距武侯去世已有二十七年，此时后主仍继续沿用当初武侯的班子成员，以武侯之子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原武侯丞相府主簿、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共同辅佐蜀汉朝政，这又是一个可以排除刘禅恼恨武侯夺权可能性的明证。

至于没有批准立庙一事，倒是可以用曹魏方面的记载加以说明。《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记载，正始四年（243）秋七月，魏廷下诏祀故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锤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硃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诸人于曹操庙庭。以上诸人中，有曹魏建国前开疆辟土的名将、有建国后坐镇四方的统帅、有为稳定朝廷兢兢业业的名臣，甚至还有屡屡挫败刺杀阴谋的曹操贴身护卫，可以说都是功臣宿将。依照当时的礼法惯例，去世的功臣有资格进入帝王庙庭一并受到祭祀，倘若功臣人人都要另行立庙，礼制岂不乱套？换句话说，刘禅没有批准在成都为武侯立庙并无不妥。今日成都武侯祠的名气早已盖过先主庙，倘若蜀汉国祚延续至今，也不愿看到这般光景。不过，针对武侯在蜀地的影响力，对蜀地百姓几乎是“全民运动”式的人人私祭，朝廷也不便干涉，所以刘禅于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武侯立庙于沔阳，这一行为已经属于“制外开恩”了，足以彰显后主对相父武侯一如既往的尊崇，“报复”一说实在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