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后主传》记载武侯治蜀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这八个字也证明了发展农业、让百姓休养生息势必是治蜀的重中之重，而水利工程的修建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在《隆中对》中，蜀地被武侯称作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广沃的成都平原让蜀地的农业发展享有先天便利条件。即便到了今天，四川盆地依然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一美誉要拜秦时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所赐。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领百姓于汇出山谷河道后的岷江水冲积进入平原时的源头地灌县修建都江堰堤，前后历时八年方始完成。都江堰的规划就是将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并将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堤堰修建后的效果极为明显：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蜀志》）

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水经注·卷三十三》）

也就是说，在蜀地“维护好都江堰堤坝”就基本可以和“农业丰收”画等号。武侯对都江堰这座蜀中瑰宝极为重视，《水经注》中载武侯北伐时“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设堰官”一事。除都江堰外，蜀地境内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堤堰，如坐落于汉中平原的山河堰，是当年刘邦入汉中后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该堰通过引褒水灌溉汉中平原的农田，在地理著作《一统志》中亦有“武侯军驻汉中，踵迹增筑”的记载。而今天云南省保山市还遗留有三个用于灌溉的堰堤，依据地方志《永昌府志》的描述，据传这三座堤堰也是武侯南征行军至此地时规划修建的，当地人民为感怀其兴修水利的恩德，将堤堰取名为“诸葛堰”。不管是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汉中平原的山河堰抑或南中诸葛堰，这些水利工程无一例外地促进了蜀地农业的发展。

此外，武侯还不忘关注蜀地的种植产业：南梁蜀人李膺《益州记》中提到，武侯曾命人在四川绵竹武都山种植白菩菜；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武侯南征时在越嶲缘山野间发现了野菜“蔓菁”，也命人取种种植以济军粮。《嘉话录》中还收录了武侯讲述种植蔓菁益处的话语，诸如叶煮可食、滋生迅速等特点，蜀地百姓们亲切地把蔓菁称为“诸葛菜”。

封建时代，盐和铁一个作为生活必需品关乎国计民生，一个用于打造兵器故而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都属于不可或缺的特殊资源。新朝王莽改革期间，朝廷颁布的诏书中提到：

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汉书·王莽传》）

盐与铁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一旦由官家垄断专营，可以使国家迅速获得颇丰的收益。汉武帝时朝廷便出台过盐铁专营等一系列的垄断措施，这样做一来大大缓解了因对匈奴作战而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二来打击了处于社会最末位、专门从事囤积居奇的商人大贾。

《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蜀地盐铁资源十分丰厚，甚至达到了“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繁荣地步。书中有明确记载的，诸如广都县有盐井、渔田之饶，什邡县有盐井，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牛鞞县有阳明盐井，江阳县有富义盐井，汉安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计。蜀亡后，邓艾便打算“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5]，时蜀汉甲士共计十万两千人，能动用相当于蜀汉五分之二的兵力专门从事煮盐冶铁工作，也反映出蜀地盐铁产量之多。甚至到了近代抗战期间，四川盐业的收益也为国民政府贡献了巨额军费开支，还获得了“川盐抗战”的美誉。

刘备入蜀后，重用原刘璋麾下的官员王连、张裔二人掌管盐铁事务，“迁（王连）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6]；“还为（张裔）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7]。王、张任职期间政绩出色，国家获益较多，后二人被武侯提拔，均担任丞相府长史一职。待到武侯治蜀后，同样在蜀地大兴煮盐冶铁之事。《华阳国志·蜀志》与张华《博物志》中共同提到，武侯曾亲自前往临邛县视察当地的火井煮盐情况。当地百姓先向井里投掷火种，伴随着如雷声的巨响后，井中火焰窜天而出；而后再利用火井煮盐，一斛水可得五斗盐，如果只是用普通的火则根本煮不出如此数量的盐。在武侯视察后，火井仿佛通了灵性，从此火转盛热。后苏轼同样来此地观看火井煮盐，并作有《诸葛盐井》一诗。

较之煮盐，蜀中各地方志有关武侯遣人冶铁打造兵器的记载更为详细，现今可以查到的，便有如下多处：

铁溪河在成都县南十三里，流入白水河。昔武侯烹铁于此，因名。（《四川通志》）(www.daowen.com)

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武侯取为兵器，其铁钢利，堪充贡焉。（《元和郡县志》）

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周地图》）

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嘉定府志》）

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方舆纪要》）

对于擅长铸造兵器的能工巧匠，武侯必予重奖。《四川通志》中提到了一个名叫郭达的铁匠，他一个晚上可打造三千支箭，被称作“神手”，连使用过的炉子都得名“打箭炉”，武侯南征至泸水西岸时曾命其打造弓箭，还封他作将军。还有个被重用的打刀能手蒲元，点名必须使用成都的水淬火。曾有人故意给他用掺了涪江水的水，但很快便被蒲元识破。送水人试图狡辩，蒲元以刀画水解释得头头是道，送水人也不得不服。蒲元曾打造了三千把上好的刀用于北伐，用装有铁珠的竹筒试他造的刀，一刀下去筒半珠断。因为蒲元的名气颇大，姜维为其撰写了《蒲元别传》。

除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煮盐冶铁以裨国用外，武侯又大力扶持了一项能为国家带来丰厚贸易利润的产业——蜀锦。唐代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蜀相》中称成都为“锦官城”，这正是因为武侯大力扶持蜀锦，在成都设立织锦机构，选拔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这样的机构数量规模极为庞大，成都这才享有“锦官城”的美誉。为便于商旅来往贸易蜀锦等物资，武侯又遣人在剑阁以北的险要路段“凿岩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8]。

武侯曾这样评价蜀锦的作用：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9]

从这句话中不难理解，日后蜀汉多年北伐战事的军费开支主要就是依靠外销蜀锦来支撑。此言并非夸大，前文提到邓芝使吴时带去的礼物中便包括蜀锦千端，两国贸易时蜀锦也是大受欢迎。即使是曹丕也难以抵御蜀锦的诱惑，曾发出过“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10]的感慨，在《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布帛部二》引《丹阳记》亦载蜀锦畅销一事：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高端的产品、畅销的市场，武侯大力扶持蜀锦为国家带来巨额创收并将其用于支撑北伐作战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诸多野史记录了武侯在兴修水利、煮盐冶铁、扶持蜀锦等事务上下的功夫，也一一对应了袁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治蜀之语。正是这些举措为蜀汉发动北伐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