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驾崩，其子刘禅虽于成都继位，但蜀汉政局动荡不安。对内，相当于今云、贵两省的南中地区发生叛乱，致使近半国土沦丧；对外，死敌曹魏方面派遣使臣鲜于辅至蜀劝降，倘若魏军大举来犯，军力尽丧的蜀汉能否抵御得住也是个未知数。可以说，此时蜀汉处于一种“内有叛乱，内无兵员；外有强寇，外无强援”的绝境，即《出师表》所言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此时武侯最先做的，便是与孙吴搁置争端，解除东方危机，以便度过这一艰难时刻。

其实，与孙吴和解的事务于刘备尚在时便已开始。夷陵之战结束后当年（222）冬十月，作为战胜方的孙权甚为恐惧，主动遣使求和，先主刘备许和，并遣太中大夫宗玮入吴议和。

“孙权甚惧”并非是夸大之词。刘备伐吴前，孙权为避免两线作战，主动向曹魏方面屈膝称臣，对于魏文帝曹丕索要的大量珍玩之物悉数予以交纳，而对遣子为质的苛刻条件，便以各种理由百般拖延。夷陵之战结束的三个月后，曹丕以孙权拒绝遣子为质为借口，发兵三路向孙吴大举进攻。三路的魏军中，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今安徽和县东南的长江岸边）；曹仁出濡须（巢湖由东南汇入长江江口要塞）；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江陵（郡治今湖北沙市西北之江陵），大有吞吴之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吴军在各个战场均陷入苦战，多有折损。冬十一月，在长江江面上抵御曹休的吴军统帅吕范部遭遇大风，溺死者数千人，余军无力再战，被迫撤回江南。曹休则乘机遣臧霸率敢死队万人乘轻船五百艘突袭至徐陵（今江苏镇江），“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1]。南郡江陵方向，吴将孙盛被张郃击败，江陵城外重要围坞沦陷，孙权遣潘璋、杨粲等人解围，但救援再次失利。江陵城内外断绝，负责防守的吴将朱然军“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2]，处境异常凶险。幸得朱然临危不乱，方能内挫叛将，外退强敌，最终各路魏军于转年三月退军。这场防御战事暴露了孙吴的尴尬处境：虽然刚刚大破刘备，但并不具备单独抗衡曹魏的能力，加之刘备在战败后并未返回成都，而是选择驻屯于蜀、吴边境的白帝城，同样无法予以忽视。对孙吴而言，避免与曹魏、蜀汉两线作战是其求得生存的必然选择，所以作为战胜一方的孙权不顾己方身份主动向战败方的刘备请和便可以理解了。不过，双方的和解工作因刘备驾崩而一度中断。(www.daowen.com)

蜀汉建兴元年（223）冬十一月，武侯遣尚书邓芝使吴，两国重新取得联系。其实在邓芝之前，武侯曾先后派遣使臣丁厷、阴化使吴，但“丁厷掞张，阴化不尽”[3]，二人未能完成和解使命。此次邓芝的出使，意在重新推动因刘备驾崩而一度中断的蜀、吴结盟一事。在会谈中，邓芝为孙权指明了两条道路：蜀汉有重险之固，孙吴有三江之阻，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要么两国唇齿相依，利用优势共同对抗曹魏；要么孙吴就向曹魏屈膝称臣。而一旦孙权再次拒绝遣子为质的要求，曹丕必会以此为借口伐吴，那么蜀汉也会乘机顺流而下，如此一来孙吴便要在蜀、魏的夹击之下亡国。邓芝的观点既无“掞张”，也无“不尽”，阐述的均是客观现实，可谓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孙权没有选择余地，遂表示同意结盟，邓芝便献上带来的马二百匹、锦千端等诸多礼物[4]，并留在吴地商讨结盟后续事宜。至建兴二年（224）三月，孙权以辅义中郎将张温为使臣随邓芝回访蜀汉，自此双方正式恢复了先前的同盟关系。

双方结盟后，于蜀汉建兴七年（229）出现过一次邦交危机。孙权于当年夏四月在武昌（县名，今湖北鄂州）称帝后，以延续正统汉朝自居的蜀汉内部对孙权僭越称帝一事展开讨论。此时武侯于年初进行了第三次北伐，出于从大局角度出发的目的，武侯作《绝盟好议》一文，指出孙吴可以牵制大量曹魏兵力，这对蜀汉的北伐大为有利，故而不宜公开声讨。当年六月，武侯遣卫尉陈震入吴祝贺，对孙权称帝的行为予以承认，同时与孙权约定共分天下。最终，两国继续延续着结盟的关系直至三国之终。

可以说，武侯的外交政策时刻从大局出发，没有再纠结于荆州、夷陵之耻，在蜀汉最虚弱的时刻遣邓芝使吴化解矛盾，在孙权称帝后又遣陈震使吴表明立场、稳固关系。与孙吴的结盟，也让实力较弱的蜀汉再无东部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