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深入三峡地区前后连营七百余里，魏文帝曹丕闻听后颇为不屑，与群臣评论道：

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7]

曹丕嘲讽刘备不懂军事，犯了于广平低湿地带长久驻军的兵家大忌，这也是导致八万大军最终尽没的致命原因。那么，刘备为何要犯兵家大忌呢？

首先，连营七百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蜀汉军从最初攻克巫县、秭归再到后期相持于夷道猇亭的推进中逐步完成的。应该说，刘备虽是盛怒伐吴，但其毕竟戎马多年，对己方兵力、将领逊于吴人的事实有一定的认识，没有幻想重创吴人；加之三峡地势狭长，如日后陆逊之孙陆机在《辩亡论》中所言的“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既无法进行大规模兵力集结作战，也容易被吴人越山切断后路，所以刘备选择通过数百里连营，准备与吴人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刘备可以在相持中等待时机，等待天下生变。

这一“生变”指的就是曹魏出军与蜀汉协同伐吴。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薨逝时，刘备便遣麾下韩冉前往吊丧，实则为伐吴试探口风，但韩冉在抵达曹魏管辖的荆州境内后就被曹丕下令处死[8]。除吊丧一事，“刘备待变”的论调还可以在伐吴惨败后得到佐证：夷陵之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曹魏出兵三路攻吴，已败退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以东）的刘备听闻后写信嘲讽陆逊云：

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9]

即使已经全军尽没，刘备在听闻曹魏攻吴后依然在言语上威胁陆逊，更何况是两军对峙。只是，曹操薨逝时汉朝在名义上尚存，从法理上来说，身为汉朝汉中王的刘备派人吊丧魏王曹操并无不可；但曹魏、蜀汉建立政权后，蜀汉就必须以汉室正统自居，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国策，既不会也不能与篡汉的曹魏公开媾和，故而只能希冀于曹魏认清孙吴无法两线作战的弱点自行出兵。在相持后期，刘备之所以拒绝大将黄权沿长江顺流奇袭荆州的提议，其实还是有保存实力不愿与吴人硬拼、幻想曹魏出军的战略考量。

孙吴方面，在刘备出兵以前，孙权也担忧遭到夹击，所以其主动向曹魏方面称臣、送还于禁、供应各种珍玩之物，以此讨好曹丕，避免两线作战。(www.daowen.com)

曹魏侍中刘晔对此事同样洞察透彻，《刘晔传》裴注引《傅子》中记载了其建议曹丕立刻出兵灭吴的话语：

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不过，曹丕认为孙权已经俯首称臣，攻伐有违道义，意欲助吴伐蜀，此时刘晔又劝阻道：

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刘晔的眼光堪称老辣，只是曹丕不比其父曹操，也不及其子曹睿，仅仅是一个守成之君，其既不助蜀，又不帮吴，放弃了这个一统天下的绝佳时机，也使得刘备“连营待变”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旷日消耗战，同时又将己方易遭火攻的致命缺陷暴露给吴人。

章武二年（222）闰六月，陆逊率吴军各部正式发动反击。反击战极为顺利，甚至是一气呵成。闰六月正逢盛夏酷暑，吴人四处放火，猇亭蜀军诸营猝不及防，迅速被火覆盖，吴军诸将趁势猛攻，连下军营四十余座。得手后，韩当、朱然等人立即追至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对败退的蜀军展开歼灭战，几乎将蜀军的有生力量予以全歼，陆逊更是一度将逃亡的刘备围困在今湖北宜昌西北的马鞍山上。被围困已久的孙桓也从夷道城中杀出，翻山切断了刘备退回白帝城所必经的夔州古道（今重庆市东北，巴蜀咽喉之地），迫使其翻山越岭、命士兵脱去铠甲堆置隘口焚烧以阻挡追兵，这才勉强逃脱。

《陆逊传》记载，蜀军“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参战的蜀汉将领中，都督冯习、先锋张南、侍中马良、夷人首领沙摩柯阵亡；祭酒程畿拒绝弃船独自逃生，手持长戟奋战致死；负责断后的将军傅肜大骂劝降吴将为吴狗后亦力战而亡；驻扎在长江北岸的黄权归路被阻，又不愿投降吴人，只得率军降魏。可以说，伐吴惨败是一个致命打击，使建国仅一年的蜀汉几乎滑向了亡国边缘。退入白帝城的刘备本人不无羞愧愤恨地言道：

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