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为给关羽复仇，也为复夺荆州，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在盛怒之下伐吴。

演义中的七十万大军自然是艺术虚构。关于伐吴的蜀汉军队兵力几何，当时已经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在给魏廷的疏表中提到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资治通鉴》中亦载“进兵秭归，兵四万余”。有着“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民国学者黎东方认可这一数据，将它写进了他所著的《细说三国》中，并对刘备出兵之少感到不解。

盛怒之下仅出兵四万的做法确实难以理解，其实更禁不起推敲。孙权上这份疏表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222）春正月，这是有确切记载的[1]，转换成蜀汉方面的时间年号就是章武二年。章武二年的春正月，距刘备盛怒出兵时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蜀汉军队在三峡地区势如破竹：都督冯习、先锋张南率步军击破吴将李异、刘阿，攻克边境建平郡的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北），而后又推进数百里，收复要地秭归（今湖北秭归），至章武二年春正月孙权上疏时，刘备已经亲自在秭归驻扎[2]；水军则在将领吴班、陈式统领下登陆上岸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换言之，孙权疏表中的“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只是交战半年后刘备在秭归地区的军队数量，而并非是总兵力。从常识上来说，刘备仅凭四万余人便欲伐吴，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刘备到底集结了多少士卒呢？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作注时援引《傅子》一书，里面收录了吴军最终的歼敌数量：

（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

“备仅以身免”，也就是说，伐吴的蜀汉军队共计八万余人。蜀汉建国前的这几年连遭厄运：关羽麾下荆州军的全军覆没；陆逊夺占三峡各要地时的“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孟达又以汉中东三郡出降曹魏，几场重创下来，蜀汉方面恐怕先赔进去了一个“八万余人”，加之南中地区的豪强雍闿蠢蠢欲动，不可能为伐吴提供兵力。综合考虑最后被歼灭的八万余人，加之被隔绝退路投降曹魏的黄权军、集结完毕但留守边境为援的赵云军，刘备伐吴动员兵力当在十万人上下，这也几乎是当时蜀汉能集结的全部兵力。

孙吴方面的兵力，在陆逊的本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孙权命其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举十万之众攻打合肥，由此可以判断，陆逊的五万人只是先头部队，一旦陆逊失利，孙权势必会有后援。能够调拨五万人给予陆逊，也可看出孙权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已超过早年的赤壁之战。(www.daowen.com)

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蜀汉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开战初期的半年内，蜀汉军利用这种优势将战线推进至秭归。但随着不断深入三峡地区，兼之吴军统帅陆逊的战略性后退，这种优势逐渐被抵消掉了。章武二年正月，陆逊一度发动反击，其部将宋谦等人“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4]，获得了一次绝佳的胜利。相反，远征半年后的蜀汉军呈现疲态：当年二月，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亲自率军继续推进至夷道猇亭（今湖北宜都以北的长江北岸），先锋张南虽将孙权之侄孙桓困于夷道城（今湖北枝城），却无力攻破；南方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以西）五溪地区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叛吴请求援军，刘备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另辟战场，仅仅派侍中马良前去招安，给予名分、授予印绶。加之刘备在推进的过程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5]，连营前后长达到七百余里，这又消耗了大量兵力。所以到了战事后期，即猇亭对峙阶段，两军兵力并无太大差距，甚至蜀汉军队反逊一筹，这也可以解释刘备令水军舍舟登陆屯于夷陵的原因——盖因兵力捉襟见肘之故。

除兵力外，双方统军将领亦有极大的差距。吴军战将中，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久经战阵；鲜于丹是吕蒙旧将；孙桓是孙权之侄，亦是吴宗室子弟中的后起之秀；韩当早年追随孙坚，更属孙吴三世宿将，这些将领常年与魏人交手，有着丰富的作战和统军经验。而蜀汉一方的统军将领，除了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水军统帅吴班与陈式外，有据可查的还有辅匡、赵融、廖化、傅肜、向宠等人。与吴将相比，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此前非但没有卓著的战功，甚至其人更属默默无闻。伐吴之时，虽然关、张、黄已亡故，魏延镇守汉中，但骁勇的马超、赵云尚存，具有丰富统兵经验的蜀地将领李严、吴懿犹在，刘备却以上述诸人为将，其实是看重他们的出身。这些人中，赵融史无记载姑且不论外，廖化是关羽旧将，荆州襄阳人；向宠，荆州襄阳人；辅匡，荆州襄阳人；傅彤，荆州义阳人；都督冯习，荆州南郡人；先锋张南，自荆州随刘备入蜀。孙权背盟袭取荆州，这些荆州本地将领必然同仇敌忾，意欲立功报效，故而出兵伐吴也是必然的政治选择，无法更改。当初攻汉中时，刘备另遣马超进入侧翼武都地区，武都氐人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万余人迅速叛魏响应马超。同理，在伐吴成为必然的条件下，用荆州将领收复荆州，其发挥的战斗力、影响力绝非马超、李严等外来战将可以比拟，武陵的沙摩柯叛吴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但荆州将领空有杀敌之志，统兵经验欠缺。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也确是蜀汉军队的软肋。

不过戏剧性的是，孙吴诸将虽然经验丰富、资历深远，但恰恰因此蔑视统帅陆逊、不听调遣。孙权之侄孙桓在夷道反被蜀军先锋张南击败，只得退守孤城，而陆逊却以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6]为由拒绝救援，苦盼救兵无果的孙桓心生怨恨。

另外，在陆逊后方的荆州，除了武陵郡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外，零陵、桂阳二郡同样出现了蛮夷叛吴之事。为防止事态扩大，孙权急调两广一带的交州刺史步骘率万人北上平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中提到，即使是刘备惨败之后，零陵、桂阳二郡的蛮夷尚且仍有能力“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何况双方相持之时，蛮夷的叛乱也是吴军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

所以综合双方的优劣来看，此时蜀汉军兵锋已钝，吴军更是后方不稳，不宜恋战。一旦战况迁延日久，吴军指挥层的内部矛盾及荆州各地的蛮夷叛乱等问题将被逐渐放大，最终孰胜孰负，尚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