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晋升太傅后虽然被剥夺了“录尚书事”的权力，但却仍保留了一定的军权，加之吴人屡犯边地，所以和曹睿时期一样，司马懿仍时常统军远征，于正始二年（241）挫败吴人的进犯、正始四年（243）更是收复了建安十八年（213）丢失的皖城。这些功勋让朝堂上的曹爽颜面无光，所以亲信邓飏、李胜等人劝曹爽、夏侯玄通过伐蜀捞取政治资本，司马懿对此也无法制止。正始五年（244）春，曹爽集结军队伐蜀，其本传载：

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通过“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一语可知，伐蜀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仓促，强征氐、羌族人从事的后勤保障根本无法满足前方军队的需求，大大影响了魏军战力。而此时的蜀汉政局与后来钟会伐蜀时的情况不同，朝廷主政的蒋琬、费祎精诚团结、与民休息，前线汉中的统帅王平经验丰富、持重老成。面对无懈可击的蜀汉，即便是曹魏四世宿将、担任先锋的雍州刺史郭淮也只能做到“辄拔军出，故不大败”[15]。因司马昭在军中任征蜀将军一职，司马懿也得以获悉前方军情。此时王平提前据守险要，曹魏数万大军被卡在骆谷之中进退失据，司马懿闻讯作书警告夏侯玄：

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16](www.daowen.com)

夏侯玄与曹爽本就毫无统兵经验，见书信后最终决定撤军，但正如司马懿所言，此时的退路已被费祎切断，《汉晋春秋》载：

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嶮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

“爽争嶮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即是指曹爽的主力军遭遇重创，后勤运输部队几乎被全灭，曹爽出征时在长安发卒六七万人，以此计算骆谷退军时极有可能被费祎歼灭了包括后勤运输的氐人、羌人在内以万计的魏军，所以曹魏境内的羌、胡人心生怨恨，关中与陇右地区也因此次惨败“悉虚耗矣”。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玄传》中提到“（夏侯玄）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一事，即这场伐蜀战役如同正始改制一样既无人看好又多遭嘲讽，曹爽的主力军在撤退时“争嶮苦战，仅乃得过”，担任先锋的郭淮却可以“辄拔军出，故不大败”，而郭淮又和司马懿亲近，所以推断出司马懿通过司马昭授意郭淮不必为曹爽效命。这一观点虽无最直接的证据，但却是说得通的。伐蜀的惨败，也使得曹爽在朝中本就不高的威信彻底跌到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