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察举制的另一个短处同样暴露出来：自董卓之乱后中原正式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时期，这也是一个人才角逐的时期，谁拥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越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在这一时期，一些武人尤其是在战场上功勋卓著的将领多出自寒门，如后世尊称为“武圣”的关羽，其本传开篇就提到“亡命奔涿州”一事。按正常逻辑，这种背负人命案的逃犯只能是官府通缉的对象，又怎会被州郡征辟录用？鉴于此，曹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先后三次发布《求才令》，大胆提出了一种打破门第限制、甚至极端到重才不重德的人才选拔方式。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首次《求才令》颁布于赤壁之战的两年后，即建安十五年（210）春，其令文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在这篇《求才令》中，曹操先是肯定了人才的重要性，而后引用春秋时代以廉德著称的孟公绰并不适合做大夫的历史典故，再以反问的口吻指出：如果当初齐桓公嫌弃管仲的品德（按管仲在战场上三次做过逃兵、与鲍叔牙共同经商时又因心怀私心而分配不公）而对其弃之不用，又怎会开创春秋霸业？最后，曹操道出了乱世求才的标准：“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平定关中、凉州，初步奠定了日后曹魏政权的疆域；对内又弑杀了汉献帝的皇后伏氏及其宗族，将献帝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年十二月，曹操第二次颁布《求才令》，内容也较上次露骨，其令文曰：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可以看出，曹操在第二次《求才令》中将“唯才是举”的观点讲得更加透彻。如果说上次的令文中对陈平没有直接点名，只是用了“盗嫂受金”的隐讳之辞，那么此次令中，曹操直接提到了这位曾与嫂子有私情、投靠刘邦后又收受大量贿赂的陈平以及同样并不守信的苏秦。此二人在道德上虽有瑕疵，但陈平六出奇谋，辅佐刘邦成就帝王之业；苏秦则帮扶弱小的燕国成为强国。曹操引用二人的事例无非是向世人表明这样一个观点：“有才无德，可以任用！”

第三次《求才令》则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取代汉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亦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一次的令文显得更加肆无忌惮，其文曰：(www.daowen.com)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在最后一次令文中，除先前提及的管仲、陈平外，曹操还举了吴起这个更为极端的事例：论道德品行，吴起可谓是令人不齿，其“杀妻自信”是不仁，“散金求官”是不节，“母死不归”是不孝，条条都与道德相背离，但其能力却是“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即是说，曹操认为只要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是“负污辱之名”“不仁不孝”的道德败坏之辈也可以予以任用。

值得一提的是，曹魏后期，司马师任用的护军司马石苞是一个好色薄行之辈，这引起了其父司马懿的不满，司马师同样以管仲、陈平二人的事例为石苞辩解[3]。换句话说，“唯才是举”式的选人手段其实不只被曹操一人所认同，较为务实的当权者都会默许这种办法。但敢于向天下公然宣扬“唯才是举”论并推崇“负污辱之名”“不仁不孝”的吴起，敢于做出公然与整个东汉社会倡导的“仁义孝悌”“名教治天下”等主流思想为敌的惊世骇俗之举，这样的事却也只有曹操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来。

考察过曹操早年的经历，对这种离经叛道式的举动便不难理解了。首先，曹操的出身不同于“四世三公”的袁绍，其父曹嵩虽官居太尉，但却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被袁绍斥为“赘阉遗丑”。既然已为天下的名门望族所不齿，所作所为也就多少可以无所顾忌。再者，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发布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曾明确提出过“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一双重用人标准，这个“有事赏功能”其实就是“唯才是举”论的前身。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郭嘉品行上不够检点，经常遭到陈群弹劾，但其庙算水平可谓是算无遗策，为曹操剿灭群雄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证明了“唯才是举”论在乱世的成功与可行性。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唯才是举”论也有着严重的不足。如前文提到，世家望族的能量不容小觑，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三国鼎立时期的曹魏，抑或蜀汉、孙吴，其建国之路能否走得顺利、政权的稳固性能否持久，与世家望族、海内名士是否鼎力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曹操麾下被重用的荀彧、陈群、钟繇三人均是颍川望族出身，司马懿是河内望族出身；刘备进位汉中王并向汉献帝上疏，在这份疏表中排名靠前的官员正是汝南月旦评的创始人许靖；江东孙权依仗的顾雍、陆逊等也无不是当地望族。重要的是，这些世家望族向来以清高著称，统治者在任用他们的同时，他们同样在观望、择选统治者，也极难被笼络。司马懿曾以患有风痹为由拒绝曹操征辟、刘备麾下的名士刘巴甚轻张飞，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4]。所以“唯才是举”论的提出，虽然能够网罗一定的寒门人才，但寒门人才的大量涌入既严重侵害了世家望族的固有利益，与那些“有才无德”的人成为同僚，或者功勋被无德之人超越，更会让这些名门望族的颜面蒙羞，所以陈群轻视品行不检的郭嘉。

一个政权如果得不到世家望族的大力支持，其国运必定无法长久，这在中古历史上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也就是说，“唯才是举”论虽然可以助曹操在混战时期网罗人才剿灭群雄，但却无助于日后曹魏政权的稳定性。曹丕正式代汉称帝前，身为世家望族的尚书陈群立即提出了出身与才能并举的九品中正制，这其中不乏代表即将诞生的曹魏政权向世家望族服软、示好，矫正、补救“唯才是举”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