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帝曹芳时期，原曹操时代重要谋臣程昱之孙、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朝廷请求废除存在了四十余年的校事以安人心，其在疏表中提到了当初校事设立的原因：

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三国志·魏书·程昱传》附《程晓传》）

大量的史实表明，校事这种依靠特务监察举报官员百姓的行为极易惹得朝廷内外人心不安，程晓以“大业草创，众官未备”作为开脱理由未免显得有些冠冕堂皇，也并非设立的必要条件。曹操设立校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防范部下多叛的突发事件，以便维护自身和手中权力安全的目的。

纵观曹操一生，其虽善于用兵屡摧强敌，但亦时常遭逢部下叛乱、政敌暗杀之事。早在兴平元年（194）征陶谦时，作为后方根基的兖州发生叛乱，为吕布所夺，曹操回军与吕布交手，一度坠马烧伤手掌，后又苦战一年有余，方才将兖州夺回；官渡之战前夕，朝中车骑将军董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密谋于许都起事，曹操身边的从士徐他亦欲行刺，所幸均被提前发觉并铲除；官渡之战后，在袁军军营内又查处了大量己方军中将士及许都官吏中的暗自通袁者。即使到了曹操受封魏公、魏王并正式建立魏国后，针对他的叛乱、政变依旧不断：

建安十九年（214），献帝伏皇后使父伏完图曹操，事泄被杀，其宗族数百人被处死。

建安二十三年（218）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于夜间起事，纵火丞相府长史王必营，王必是早年追随曹操的亲信，在这场叛乱中肩膀中箭，不久不治。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王都邺城又发生了魏讽谋反案，相国钟繇因曾推举魏讽而被牵连免官。(www.daowen.com)

以上的叛乱与暗杀虽然都被及时平定，但考察其发生时间，无疑都是出现在如征讨徐州、官渡对峙、汉中争夺战等敏感时期，给曹操本人及后期建立的魏国都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对曹操而言，设立一套能够时时监察百官、消除叛乱于萌芽的特务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据记载，曹操最初任用特务卢洪、赵达二人主抓军队，并授予他们“抚军都尉”之职，俸禄“比二千石”，基本可以与中郎将、校尉持平。但卢、赵二人很快便滥用职权随意构陷，军中的中下级将领自保已是自顾不暇，不敢有任何不轨之举，军中也盛传“不畏曹公，但畏卢洪；洪尚可，赵达杀我”[1]的说法。

应该说，建安末年的耿纪、魏讽密谋起事只是汉臣的最后反击，自官渡徐他之后军中确无行刺之事，这也算是校事设立后的一个积极因素，即至少保障了曹操本人的安全。但校事的危害性也十分明显：卢洪、赵达二人的随意构陷，显然证明程晓替曹操辩白的“检御有方，不至纵恣”这一抑制措施仅仅是一句空话，“不畏曹公，但畏卢洪”一语也可看出军中已是恐怖气氛蔓延。

关于校事设立的具体时间，史书并无记载，只能通过《三国志·魏书·徐邈传》的事件大致进行推断：曹操于建安十八年（213）五月被汉献帝册封为魏公，魏国正式建立，而校事设立要早于建安十八年。时任尚书郎的徐邈在魏国初建后因违禁饮酒一事被赵达举报，徐邈对于举报又毫不在乎，称自己为“中圣人”，惹得曹操大怒，后经度辽将军鲜于辅说情才免于治罪。徐邈任朝廷尚书郎，并非军职人员，但同样被赵达举报，也说明随着魏国的建立，校事的监察范围也开始扩大，监察对象已经不仅限于最初的军中。

赵达等人肆意举报、作威作福，使得将士官吏人人自危，丞相府理曹掾高柔劝诫曹操取消校事，惩治赵达等人。高柔给出取缔校事的两点理由十分充分：设立校事一事本就不合法令，赵达等人又依仗权力肆意妄为。但曹操并未采纳，反引用楚汉之争时叔孙通无视己方儒生弟子却向刘邦推荐群盗一事证明校事制度及赵达等人的存在均是十分必要的，后来赵达等人因大量奸恶之事被揭发，曹操才将其处死并向高柔致歉。但处死赵达如同丢弃敝履，校事制度却没有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