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枣祗、任峻等人的屯田是通过组织流民的方式在内地进行，属民屯。除普通的民屯外，曹操还在靠近孙吴的边境地区开展了一些附有军事性质的民屯，这也可看作日后曹魏军屯的前身。

曹操在与袁绍于官渡对峙时曾任命扬州刺史刘馥屯田江淮、镇守东南。三国后期魏、吴两国频繁交战的江淮地区在官渡之战前还是一片破败之景，又有梅乾、雷绪、陈兰等数万流寇，镇守工作可谓是困难重重。

刘馥到任后不遗余力地进行建设，被称为“单马造合肥空城”，在其本传中收录有如下诸多举措：

教化上“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

生产上“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军事上“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刘馥于建安十三年（208）去世，这一年的冬十二月，孙权挟赤壁之胜率十万众围攻合肥城，城中军民依托先前的物资积累顽强抵抗，用草苫覆盖损毁的城墙，夜间用鱼膏油脂照明查看敌人动向，前后坚守长达百余日。正是由于刘馥在任时做足了军事准备工作，孙权始终未能破城。在击退吴人之后，扬州士民对刘馥无不追思，他这种让边境地区的屯田民“出战入耕，亦农亦军”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曹操作了推广。

对孙吴一方来说，边境一带的敌方屯田点一直是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双方围绕屯田点多次展开交战：曹操派遣庐江人谢奇为蕲春典农官，在皖县（今安徽潜山）屯田，并屡次攻掠孙吴边境。吴军大将吕蒙先是派人诱降谢奇，谢奇不从，吕蒙则趁隙突袭，结果“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13]，吴军获得了突袭战的胜利。(www.daowen.com)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在进攻孙吴要塞濡须口不利后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又在皖城大开稻田，同时令人招诱孙吴境内的鄙阳贼帅使作内应。在此之前，曹操担心长江北岸各郡县被孙权占夺，再次违背民意下令强制百姓内移，结果百姓感到恐惧，自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蕲春（郡治蕲春，今安徽宿县以南）、广陵（郡治广陵，今江苏扬州）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面对已经孤悬于外的朱光及皖城，吕蒙向孙权进言道：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孙权表示同意，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率军亲征。攻城前，吕蒙举荐将军甘宁为升城督，命其率领精锐士卒先行攻城，自己则以精锐部队为后继。战事开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将皖城攻破，此役“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14]，将皖城这个眼中钉彻底拔除。

对比刘馥、谢奇、朱光三人，刘馥屯田时一并进行备战，是因彼时曹操相持官渡无法兼顾东南而只能自力更生，那么日后曹操先后任命的谢奇、朱光屯田皖城则兼有主动给吴人制造麻烦的军事意图。不过，屯田民毕竟不是驻军，与正式军队相比，只能称为准军事部队的屯田民在战力上必定大打折扣。重要的是，吴人此前在刘馥处吃过大亏，也不会再给谢奇、朱光壮大实力的机会。所以围绕皖城屯田点的两场战事中，均是吴人主动进攻，均获全胜。对曹操来说，第二次皖城之役中被吴人俘获的屯田男女数万口绝不是一个小的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孙吴末期，吴人同样在皖城施行屯田时遭受了一次重创：西晋咸宁四年（278）冬十月，安东将军王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突袭孙吴皖城，“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15]，取得了一次全胜。可见无论魏晋抑或孙吴，倘若缺少强大的军事庇护，在靠近边境地区开展屯田是极其不智之举。

曹魏后期，其与蜀汉之间围绕其屯田点也发生过战事，为了防备蜀汉频频展开的攻势，司马懿之弟、负责掌管贡赋和税租的度支尚书司马孚向魏明帝曹睿提议于陇右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地区开展军屯，上邽在魏、蜀交战时也成了双方交锋的主战场。

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武侯出兵祁山（今甘肃西和东北），司马懿遣郭淮、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后，自率主力西救祁山。在闻听魏军来援后，武侯改变了军事部署，在留兵继续围攻祁山后主动攻打上邽，结果“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16]，即因为蜀军的突袭，处于劣势的守将郭淮、费曜二人为护麦田被迫出城应战，但却反被所破，上邽麦田也被蜀军抢割，致使魏军军粮告罄，不得不请求从关中调拨救急，后全赖郭淮恩威并施方才从羌、胡等少数民族处筹得粮食。此战后，为了预防日后上邽军粮再次遭劫，司马懿增设屯田点，于青龙元年（233）“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