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都施行屯田制后，如何收取税粮一事自然成为了重中之重。《三国志·魏书·任峻传》裴注引《魏武故事载令》载，起初的征收办法是“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即官府依据百姓租用官家耕牛的数目作为征收税粮的标准。这一征收办法在施行后遭到了屯田首倡者屯田都尉枣祗的坚决反对。枣祗认为“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其意是指如果按照租用耕牛的数目来征收税粮，那么即使获得丰收也只能征收已确定的数目，而且遇到水旱灾年还要免除税粮，故而这种征收方式获利较少，也极为不便。

因枣祗的坚决反对，曹操依其建议改为执行“分田之术”的征收办法，即将百姓是否租用官牛作为征收区分的唯一标准，“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7]，相较之下，这种征收方式确实可以最大限度上从屯田民手中征收税粮，也保障了官家利益的最大化。

许都屯田开始后，当年便获得丰收，王沈《魏书》中亦载：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在屯田实施的过程中，涌现出包括枣祗在内的诸多人才。由于枣祗早逝，没有看到数年之后仓廪皆满的丰收景象。在他之后，任峻、国渊等人在屯田上的作为一样值得称道。(www.daowen.com)

任峻与曹操关系亲密，他在曹操兴义军讨伐董卓之时举郡（按河南郡，任峻时任河南郡中牟县主簿）归附，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原从太祖”[8]。面对任峻的举族投奔，当时的曹操十分高兴，立刻表奏其为骑都尉且“妻以从妹，甚见亲信”[9]，率军征伐时则命任峻在后方负责补给军需。此次许都屯田，任峻被任命为典农中郎将，掌管生产、民政、田租等事务。任峻在任时尽职尽责，为屯田事业做出较大贡献。所以在《任峻传》载有“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之语。

另一个对屯田贡献较大的国渊本是中原名士，曾师从经学大师郑玄，后与邴原、管宁等名士避乱辽东，在返回中原后被曹操任命为司空掾属。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其后主要是由国渊主持屯田事务。此时由于先前许都屯田的成功，屯田制度已经在各地广泛开展，不再限于许都一地，国渊主持工作时屡次陈述应增减的项目，考察土地，安置民众，计算百姓的数量来设置官吏，并明确考核的办法，五年之内“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10]。

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屯田过程中发生了因强行迁徙而导致百姓逃亡的事故。如《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就曾提到，曹操推行屯田制时强行募集百姓，百姓大量逃亡，时任沛南部都尉的袁涣不同意这种强制做法，劝曹操“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曹操予以采纳，逃亡事件这才平息。但这种温和的做法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曹操后来又颁布律法，“重士亡法，罪及妻子”[11]。曹魏的《士亡法》现今已经亡佚，但同书《高柔传》中保存了一则案例：一名叫窦礼的士兵出营未归，军中以为他逃亡，便要按律“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而窦礼之妻阿盈一直喊冤申诉不止。廷尉高柔主审此案后，认为逃亡一事或有蹊跷，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审问后得出真相：原来窦礼因借贷纠纷已被同营士兵焦子文所害。真相大白后，阿盈等家属的平民身份也被恢复。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窦礼本是军士，如果其逃亡也要严格依照《士亡法》惩处其家眷，更何况普通的屯田百姓！如此严酷的律法就是要将百姓以农奴化的身份束缚在屯田地内，这也充分暴露出了屯田制的弊端：由于剥削过重、多实施严法酷刑与强制迁徙百姓导致民不堪言，尤其是引起了靠近孙吴边境屯田民的一系列逃亡与反抗，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一件事。再比如《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魏明帝时期“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即屯田制推行多年后，各地典农属下的吏员和百姓纷纷从事商贩以此谋求利益，不再安心从事生产。为此时任大司农的司马芝上疏进谏，请求朝廷诏令各地“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但总的来看，从建安元年开始的许都试行屯田的“是岁得谷百万斛”，到任峻时的“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再到国渊主持时的“广置屯田，五年中仓廪丰实”，可见屯田制至少在初期还是利大于弊的。曹操一方面依靠屯田安抚流民、稳定社会秩序，避免了乱世“人相食”惨剧的发生，同时在征战四方时“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2]，为最终建立曹魏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