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诸侯即盘踞各地的军阀真的就甘心听从天子，实则是曹操借天子之名下达的诏令吗？显然不太可能。自始至终，接受曹操“挟天子令”的诸侯，仅有凉州军阀马腾一人而已，其余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袁绍、刘表等军阀无一不是凭借武力强行将其征服的。不过，大量的事实证明，挟天子之名虽然未能让军阀甘心屈服，但却可以施加影响使军阀内部瓦解，最大化地削弱敌对军阀的实力，这也是“挟天子”最为显著的一个作用。

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早期实力远强于自己的袁绍。他最终能在官渡之战中力挫强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方面得益于人谋因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袁绍的盟友、荆州牧刘表未在许都后方开辟第二战场，使得曹操免于“后院失火”。如果说，曹操对抗袁绍凭借的是己方全部的军事力量，那么对抗刘表所依靠的便是“挟天子”的政治力量。

如日后刘表令刘备屯兵荆州北部新野抵御曹操的做法类似，官渡之战前夕的刘表以投奔自己的弱小军阀张绣屯兵宛城替自己看守荆州北大门。张绣依托刘表屡挫曹操，并与其有不共戴天的杀子之仇，官渡战前又接到袁绍招安，于是对他而言，投靠袁绍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但张绣麾下的重要谋士贾诩当众奚落袁使，力劝张绣投靠曹操，其中首要的理由便是“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4]。最终张绣听从贾诩建议改投曹操，使得袁绍“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按指张绣官拜建忠将军）协同声势”[5]的夹击构想成为泡影。

张绣来降，但荆州牧刘表却毫发未损，他在官渡大战期间意欲“举州以应绍”[6]，但刘表的第二战场尚未开辟，荆州的后方反而率先“后院失火”：荆州南部长沙郡功曹桓阶同样劝说郡守张羡投靠曹操，其言道：

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三国志·魏书·桓阶传》）(www.daowen.com)

张羡为桓阶说服，“乃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太祖”[7]。荆州本有七郡，长江以南的长沙等四郡起事，七郡已去其四，刘表忙于回师平叛，虽然最终平定叛乱，但袭取许都后方再无可能，终官渡之战结束，袁绍都未见南方刘表盟军。先除荆州北方屏障，后又瓦解荆州南方，曹操能够赢取官渡之战，“挟天子”所带来的政治战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袁绍虽然军力强盛，其实早在官渡开战前，曹操“挟天子”的政治影响已如星火燎原般在袁军内部蔓延。幽州军阀公孙瓒被袁绍剿灭后，被公孙瓒杀害的原幽州牧刘虞旧部鲜于辅力战有功且有威望，担任幽州下辖的渔阳郡郡守一职，鲜于辅长史田豫劝其投靠曹操，官渡之战开始后，鲜于辅拜见曹操，曹操借天子之名册封其为左度辽将军，封亭侯。鲜于辅的到来，使袁绍又少一大将。另在官渡开战前，于袁绍麾下效力的河北名士崔琰始终不同意兴兵南下，以“天子在许，民望助顺”[8]为由含蓄地指出袁绍师出无名。待到袁绍病故后，曹操开始向北方进军，“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再次发挥作用：傅干游说西凉马腾、牵招游说乌丸峭王，二人游说时均提到“曹操奉天子之名”的理由，让马腾、峭王无法辩驳，结果马腾遣马超、庞德协同钟繇进攻袁尚，并斩杀其大将郭援；峭王则不再支持袁谭，并接受曹操以天子之名的册封。即使是日后武侯为先主刘备规划前景的《隆中对》中也承认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赤壁之战孙吴群臣面对曹操“奉辞伐罪”的劝降书时亦是闻风丧胆。可以说，“挟天子”所带来的软杀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得了战场上难以达成的巨大成果。

“挟天子”的另一个优势便在于对人才的吸引，各地的士人前往许都投靠汉帝并最终投靠曹操可谓是名正言顺。贾诩、桓阶、田豫、鲜于辅、牵招等其他阵营人才的投奔使得曹操不断壮大势力，曹魏建立政权后，这些人也大都担任朝廷要职，或是成为边疆大员，构成了曹魏政权的中间力量。此外，出于对汉室的忠贞，杨彪、孔融等颇有影响力的名臣、名士前往许都，因月旦评与曹操熟识、日后成为蜀汉司徒的许靖也作书思念往事，意欲前往许都相投。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亦提到官渡之战前曹操所仰仗的一是数量不多的军队，二是没有叛变的一批名士和豪族，这些名士、豪族没有叛变，正是由于曹操手中握有汉帝、握有“挟天子”这张王牌，让他始终没有陷入自乱阵脚的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