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操之前，董卓及其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先后把持朝政，汉献帝刘协自继位后就一直处于权臣的裹挟之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在这种前提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藐视中央朝廷，谁能够击败权臣挟持天子，谁就能获取巨大的政治优势。刘协趁李、郭二人火并之际从长安出逃后，曾一度“手笔版书”征召地处徐州的军阀吕布前来救驾，但吕布只能算是实力一般的普通军阀，其“军无畜积，不能自致”[1]，不具备挟天子的实力。当时最有能力挟天子的军阀并非曹操，而是祖上四世三公的袁绍。如毛玠类似，袁绍麾下的谋士沮授亦提出过“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2]的政治主张，但袁绍不从，将机会拱手让给了曹操。

考察袁绍的所作所为，谈不上目光短浅，而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沮授大不相同：袁绍是借由担任盟主讨伐董卓开始正式参与逐鹿天下，而献帝刘协是由董卓把持朝政时所立，所以这个由董卓把控的朝廷和扶持的皇帝不被袁绍所承认。讨董联军解散后，为了在政治上与董卓势均力敌，袁绍意欲另立皇室成员、幽州牧刘虞为帝，并私刻皇帝玺印，但因刘虞的执意拒绝而作罢。到了建安四年（199）剿灭军阀公孙瓒统一北方后，袁绍野心大涨，私下指使主簿耿苞在内部宣扬“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3]的言论，即为自行称帝试探舆论走向。但这种大逆之言遭到军府将吏的激烈反对，众人一致认为耿苞妖言惑众，为了平息众怒，袁绍不得已处死耿苞，但称帝之心并未打消，其弟袁术更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在建安二年（197）称帝于淮南，曹操在《蒿里行》中亦揭露讽刺袁家兄弟“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既是从未将献帝放在眼中，袁绍自然不会听从沮授的建议，这也最终让曹操轻易地捡了一个大便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