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前，曹军中许多智谋之士都能清楚地看到袁绍集团内部的劣势与袁绍本人的性格缺陷，均断定袁绍必败。比较著名的有郭嘉“十胜十败”论[4]、荀彧四胜论[5]、贾诩四胜论[6]。此外看好曹操的还有一些地方将领，如驻守袁绍家乡汝南的李通、朗陵长赵俨。官渡相持时袁绍遣使招降，拜李通为征南将军。李通斩杀来使，厉声言道：

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三国志·魏书·李通传》）

以上诸人没有被袁军强大的军力所迷惑，均有卓越的远见。

不过，今人提起官渡之战时，往往根据郭嘉的必胜论调及荀彧成功预测杀颜良文丑、许攸投降等事实，甚至是引申比较袁、曹背后分别代表的腐朽士族和新兴地主阶层，认为曹操战胜袁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却是有过度解析之嫌了。

首先，郭嘉等人的论调从提升己方士气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但论调无法扭转双方的实力差，若真把十万袁军看作“纸老虎”，是要吃苦头的。《荀彧传》中提及，起初袁绍听闻曹操征讨张绣失利后与其作书，书中言辞无理傲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试问，如果不是对袁绍心存恐惧，又怎会举止失常？即使是战场斩杀颜、文后，曹操本人也对能否取胜没有信心，其部下中如郭嘉、荀彧般远见的人毕竟也只是少数，相反却多有叛者。刘备攻许都以南强诸县，后方“多举众应之”[7]，在官渡战场，曹操身边的从士徐他意图行刺，幸得护卫许褚谨慎，及时发觉并杀死徐他，才让曹操得以幸免[8]。官渡大捷后，曹军在缴获的袁军书信中又发现了许都及军中人士大都均暗通袁绍，曹操命人焚烧信件，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曹操之语：

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宽恕众多通敌者及“孤犹不能自保”的话语也可看出，即使是大获全胜之后，曹操心中仍心有余悸，对战胜袁绍没有必胜的把握与信心。

再者，《武帝纪》中的斩颜良、文丑等大捷，看似曹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这也无法改变曹军不利的处境。袁、曹两军对战其实有一个特点：分军则曹军利，合战则袁军胜。袁绍起初屡屡分兵，结果白马失颜良、延津折文丑、鸡洛败韩荀、这也应了袁军谋士沮授“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9]之语。但在多次分兵失利后袁绍不再冒险，战场形势随即发生变化：袁军“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10]，张郃劝袁绍分兵奇袭许都时也提及两军此前合战时“公虽连胜”[11]，可见发挥人多势众的优势进行正面作战，曹军就要处于下风。袁将韩荀前往截断曹军粮道，虽然作战失利，但曹军“众少粮尽，士卒疲乏”也是无法回避的劣势，加之刘备于许都以南两次开辟第二战线进行游击作战，先克强，后杀蔡阳，使得曹军始终要抽调部分精锐部队投入到许都南战场。前线合战失利、后方游击难拔、士兵疲苦、军粮告罄，曹操为此感到忧虑，一度作书荀彧商议欲弃官渡退保许都，即便是乌巢奇袭也是兵行险招，一度面临乌巢守军与援军内外夹攻的险境，这些足以证明曹操最终的胜利是何其艰难。将曹操官渡之战的胜利看作历史必然既犯了“以果为因”的读史大忌，也根本就是毫无根据。

最后，官渡之战曹操能够最终获胜，除己方主要的将领、谋臣众志成城与人谋的因素外，还得益于袁绍的刚愎自用（不纳田丰、沮授良谋，以短攻长）；得益于袁军众将地域派系之间的严重内斗，河北派魏郡审配逼反河南派南阳许攸致使军情外泄乌巢遭焚、河南派颍川郭图诬陷河北派河间张郃迫使张郃降敌全军溃败，而这些都是无法预测的变数。一场战事或许能因无法预测的变数获得胜利，但却不能完全依赖变数，从这点来说，曹操最终能够获胜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

不论如何，这场官渡之战以曹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不仅写下了他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也让后人津津乐道，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

2017.5.17

[1]《后汉书·袁绍传》。(www.daowen.com)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张璠《汉纪》。

[3]《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4]《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5]《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6]《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7]《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8]《三国志·魏书·许褚传》。

[9]《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10]《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11]《三国志·魏书·张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