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历时近四百年，自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向汉武帝提出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作为统治政策以来，汉代帝王甚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一直依靠儒家中的“孝悌忠信”等思想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以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经学也由此在汉代开始盛行。两汉朝廷对于选拔人才，除却最基本的策论考察外，每每以经学取士。经学章句之学垄断了学术领域，简单来说即是以对儒家经典的解读、领悟水准作为人才考察的依据。而对于纯粹的文人与纯文学，在汉代并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

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而闻名，但论身份地位，他也仅仅是被汉武帝“俳优畜之”，即是一个被皇家“包养”、专为皇帝服务的艺人而已；西汉末年的扬雄，同样是一位日赋万言的名家，但其壮年之后却轻蔑地称作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后扬雄仿《易经》作《玄经》，仿《论语》作《方言》，彻底放弃了文学辞赋。换言之，由于经学具有绝对的权威，在两汉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文学一直处于一种被压制的、不受待见的末学地位。(www.daowen.com)

经学至上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汉末灵帝时期才略有松动，《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汉灵帝刘宏喜欢文学，招纳擅长文赋的人，原本只招收各地经学人才的京师学府鸿都门学也开始招纳文士，从各地赶来报名待选的“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共计千人，这些人的文辞特点是“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即语言通俗，内容贴近百姓生活的家长里短。不过，这一举动遭到以议郎蔡邕为首的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蔡邕等人主张：经学考察是朝廷选拔贤良的唯一标准，相反懂辞赋书画的人只能算是与治国理政相去甚远的小才，甚至说，这些文学人士只能被归类到“无行趣势之徒”当中，蔡邕等人请求灵帝不要舍本逐末，重用俳优式的文人。由于这是自“独尊儒术”后文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首次向经学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具有重大意义，故这件事便被称为“鸿都门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