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用的长四十四丈大宝船是中国古代先进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其一，早在汉代，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有南方和北方两大国际航线，中国的商船已经活跃在东南亚地区，至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已经到了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和非洲的东海岸。这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走熟悉航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宋元时期，中国已经使用了地文航海的航海图。

其三，在宋代，指南针已经是远洋航行必备的导航仪器。

其四，中国对天文的研究非常早，到了明代，已经使用了天文航海的牵星板和过洋牵星术。

其五，中国早就注意季风的规律，利用季风张帆航行。

其六，中国的四爪铁锚、木石锚、橹、舵、可操纵帆、水密舱壁、观风向的“五两”、看风使舵的技术、铁钉、铁箍、挂锔、艌料、桐油等的应用及先进的造船工艺、严谨合理的船体结构和用“托”探水深，用“更”估计船速，用焚香、沙漏计时（元代新安詹希元发明使用了沙漏），为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其七，郑和远航其主要目的是友好交往、平等贸易。对于远洋运输，船大多装货物才经济，此外，明成祖在初期也带有示富强炫耀之意，船舶大才彰显气派。

船舶是水上建筑物，它与陆地上的建筑物相比较，其受力情况更为复杂，建造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有一从小到大、从难到易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从几千吨造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建造了万吨级巨轮“跃进”号和“东风”号，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和努力，30万吨油轮造了几十条，11 400箱集装箱船建成，38.8万吨散装货船下水，能起重4 000吨的“华天龙”号投入使用。因此，长44丈的大宝船也不是忽然冒出来的，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技术铺垫才会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对船舶逐渐向大型化发展的历史做一了解。

公元前1048年和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渡盟津，用船47艘，此时船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晋书·王濬传》：王奉命伐吴，造“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连舫指两船相并，方百二十步指周长，晋代1步=6尺，1尺=0.244 5米，得周长176米，即使单船的长宽比取2，船长也约有44米。

隋炀帝巡幸江都，大龙船“长二百尺（隋1尺=0.295 1米，200尺=59.02米），宽五十尺，高四十五尺，楼四层”。《唐语林》载唐代“大历贞元间（766—805年），有俞大娘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苑为圃，操驾之工数百”，俞大娘船可载万石，扣除其他载量，还可载约500吨。

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北宋宣和年间，卞京金明池大龙船“长三四十丈（宋1尺=0.307 2米，三四十丈约92.16～122.88米），阔三四丈”。(www.daowen.com)

北宋陆游著《老学庵笔记》：宋代最大的车船“长三十六丈（宋1尺=0.307 2米，三十六丈即110.592米），阔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

南宋初年钟相、杨幺起义时，荆湖北路安抚使刘洪道据俘获义军袁海的口供，在给宋高宗的奏折中说，起义军“创行打造大车船十五只，每只各长一百步（唐以后1步=5尺，宋1尺=0.307 2米，得100步=153.6米），底阔三丈，高三丈五尺，板厚七寸，各要四月半先造成底，推入水，候五月尽船就”。

北宋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客舟“长十余丈（约30米），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即2 000石），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神舟又称“万斛神舟”，3倍于客舟。宋10 000斛即宋10 000石，近500吨。

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宋代远洋航行的大海船木兰舟“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数百人”。

大型船从内河船往远洋船发展。元代造船特点是大批量建造，一次就造几千艘。到了明代，从《南船记》《龙江船厂志》《船政》《船书》《兵录》等著作可以看出，明代官方造船已经批量化、规范化，必然出现新的结构形式，新的建造工艺。出土的明初梁山船、蓬莱一、二号古船就是很好的例证。船大时用“全木巨枋搀叠而成”，因船大后，它的龙骨、船板需加厚，木材尺寸、材料加工装配遇到困难，中国造船师发明采用了多重板结构以保证强度，这在出土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和韩国新安郡出土的中国元代商船上早有实证。

南京宝船厂遗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13个作塘，第六作塘不是最大的作塘。据了解，最大的作塘长500米、宽80米，郑和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按明1尺=0.313米计算，得最大宝船长137.72米、宽56.34米，难道造最大的宝船有问题吗？

【注释】

[1]谈迁：《国榷》卷十三，永乐三年条，张宗祥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第953-954页。

[2]马欢：《瀛涯胜览校注》，冯承钧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

[3]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5。

[4]邱克：《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第10-12页。

[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金陵丛刻本；另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第219页。

[6]罗懋登：《西洋记》第十五回，岳麓书社，1994，第104页。

[7]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本，同年有云南正中书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