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做好下西洋的准备，郑和一开始就注意招聘熟悉航路能掌握海上定位和操驾技术的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等。同时还招募各类技术辅助工匠，包括铁锚匠、木捻匠、塔材匠等。

郑和还广聘了国内的阿拉伯裔和通晓西域语言人员充任通事翻译和航海人员。如蒲和日（又作蒲日和），是宋末提举泉州市舶使阿拉伯人蒲寿庚之侄，熟悉西域风情，晚年随郑和出使西洋，远达忽鲁谟斯诸国。著名通事人员有浙江会稽人马欢、杭州人郭崇礼，皆信奉伊斯兰教。马欢还著有《瀛涯胜览》。费信，吴郡昆山人，于明永乐宣德间，随郑和至海外四次，经历诸国，二十余年，历览外国风情，著成《星槎胜览》。巩珍，应天（今南京）人，在第七次下西洋时随行，归著《西洋番国志》。此外，郑和还从西安大清静寺聘通译阿语的掌教哈三力作为随行人员。这些精通天文、气象、医药等的高级技术人员，在郑和船队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有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且在对阿拉伯海区的航路探索、航海资料的收集和汲取先进的航海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和船队西行时，自苏门答腊岛以西即需横渡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由于在这一海域，航路漫长，绵邈弥茫，水天连接。“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巩珍，《西洋番国志》），所以采取天文导航是最好的选择。或因中国民间海员在这一海区使用传统的量天尺测天的经验积累不多，从而因地制宜汲取和借鉴了阿拉伯航海家使用牵星板测量天体的技术^[8]。(www.daowen.com)

航海本身是具有外向性、交流性和世界性的一种事业，故可以认为，《郑和航海图》中所使用的测量量度“指”和“角”，是来源于中国民间航海传统测天计量法，并与阿拉伯人的航海测天技术相交融后加以改进而形成的。

借鉴和学习阿拉伯牵星术，与中国传统的量天尺技术相融合，提髙了中国的天文航海技术，这是郑和远航中中外文化技术交流的典型事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