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专制皇权的日益一枝独大，中国固有的宗教包括佛、道都开始走下坡路。明初，朱元璋就下诏除去“天师”称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秩二品，领道教事，这清晰表露出朱元璋决不允许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不过明代道教仍然得到官方统治者的扶持，尤其是明成祖对道教礼遇有加，甚至以真武大帝为护国大神。佛教在明代也广泛流传，禅宗思想尤其盛行，两宋理学和明代阳明心学均受到禅宗的启发，禅宗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人的主观性，又以“呵祖骂佛”的方式强调不迷信权威，因而对晚明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有清一代，专制集权进一步加深，对佛道的掌控日严，统治者则崇信藏传佛教，再加上佛道两教自身的理论色彩日益淡薄，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每况愈下，导致两教日益衰落。以道教为例，已经被完全纳入官方掌握之下。清朝廷礼部下设道录司，是中央管理道教徒事务的官署，府、州、县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分设都纪、道正、道会等道官，各级道官一般由道士充任。且清朝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对道教关注不多，故道教对上层统治者的影响日渐式微。更关键的原因是，明清时期道教自身的教义和理论因为缺少创新而显得陈旧，人才零落，使得以正一、全真两大教派为代表的正宗教团的发展呈现停滞之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也在西学的强有力刺激下萌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是一大批受过西学熏陶的有识之士重新被佛教义理所吸引，投身于佛学研究，直接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

安徽人杨仁山居士是清末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与曾国藩同年，入曾国藩幕中督办军粮，痛感于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本佛经而不可得，于是同好友一起在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在刻经处创设祇洹精舍，以新式教育培养佛学人才，太虚、智光、开悟、惠敏等法师均曾入学受教。杨仁山的努力起到了重振佛教的引领作用。1909年，镇江金山寺僧人宗仰在上海主持刊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以活字排印的佛教藏经，此后大量佛教经典被编辑出版，直接促进了晚清以来的佛学研究。

在诸多法师和居士的努力下，佛教诸多宗派在晚清江南呈现复兴趋势。杨仁山的弟子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研究部内设法相大学，从事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和传授，还编辑出版唐代法相唯识学的经典，唯识宗严谨深入的义理分析也重新吸引了一批学者教授，在大学中开设唯识学的相关课程，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唯识学的研究热潮。^[11]华严宗的复兴归功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的法嗣月霞法师，他一生致力于僧伽教育，1914年在上海爱俪园创办华严大学，以弘扬华严教义为宗旨，招收学生60 人，定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月霞法师的弟子应慈，曾在常熟兴福寺创办华严学堂，一生专事《华严经》的研习和讲授。净土宗则由于印光法师的大力弘扬而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印光所著《印光法师文钞》在当时曾风行一时。1931年，印光法师驻苏州，将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后灵岩山寺发展为净土宗著名道场。

近代佛教界还积极呼吁自身改革、重振佛教，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浙江崇德(今属浙江桐乡)人，俗姓吕，1904年剃度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后入祇洹精舍学习佛学。1913年，太虚与杨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力主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抵制当时的“庙产兴学”风潮。民国著名诗僧、中华民国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寄禅圆寂后，太虚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来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多所佛学院，招收青年学僧，为佛教振兴准备了充实的人才基础。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

清末民初的道教也有所复兴。清末实施新政，鼓励成立各类民间团体和组织实行自治，这为江南宗教团体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苏州道教界响应号召，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计，早在光绪年间就在玄妙观成立吴县道教公会，是全国较早成立道教公会组织的地区之一。1912年9月，正一派首领、龙虎山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在上海和苏州、无锡、松江、嘉定、镇江等地正一庙观的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但一直未能真正展开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道教采取禁止态度，一度还否认龙虎山张天师的合法性。苏州地区的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取缔道教，引起以苏州道教公会为首的城内道教徒们的集体反弹，后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因为财政原因请求辞职而不了了之。1936年正一、全真两大派联合在上海成立中华道教会，随即时局发生变化而自行中止。

相比较而言，道教教义和体系都不如佛教精深严密，但道教在民间社会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道教本来就起自民间，在普通百姓中根基潜厚，其符箓斋醮、内丹修炼之法以及多神崇拜、立善积功等观念，为民间百姓普遍接受。道教还不断把一些民间信仰对象，包括地方神异人物和民间俗神纳入到道教神仙谱系中，使得道教与民俗活动的结合更为紧密，这既突出了道教的世俗化色彩，反过来也使得道教在民间社会中的根基更趋坚实。

【注释】

[1]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是陆路，由中亚细亚经新疆地区深入内地，又可以分为南北两道。另一是海路，由斯里兰卡、马来半鸟、越南到达广州。海路开辟稍晚。

[2]《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www.daowen.com)

[3]佛教刚传入汉土时，传法者多为外国僧人，为方便称呼而起简化的音译汉姓。起初多用外来僧人本国或本地区名称中的字作姓，如竺姓者来自天竺，安姓来自安息国，康姓来自康居国，支姓来自月支国。弟子则依师姓。随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逐渐深入，或以“佛、法、僧”三字为僧人姓氏。后东晋僧人道安提出统一沙门姓氏，以共同尊奉的释迦为姓，得到大家认同，后僧人大多以释为姓。

[4]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佛经中既有禅提成佛之说，也有禅提不成佛之说，两说并存，只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禅提成佛说因为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对契合而更流行。

[5]释慧皎撰：《高僧记·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6页。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4页。

[7]论战双方其实很难说就分出了胜负，范缜的无神论在理论层面已经算得上严密完整，但形散神灭之说仍难以解释薪尽火传的说法。实际上就客观效果而言，论辩的结果是刺激了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论的完善，促使佛教有神理论的最后成型。

[8]《民国衢县志(二)》卷十九，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56》，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81页。

[9]《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太湖投龙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11]法相唯识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以剖析一切事物(法)的相对真实(相)和绝对真实(性)而称法相宗，以强调无心外独立之境而称唯识宗。创始人是唐代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二人常住慈恩寺，窥基还有“慈恩大师”之称，又称慈恩宗。又由于该宗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还有瑜伽宗之称。该宗派教义严密，分析周详，逻辑性和理论性极强，窥基后日益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