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商业氛围和商业气息日益浓厚的结果，是使得江南地区与经济理性相关的商业文化较为突出。理性一般是指人的正常思维，反之即为非理性，理性思维指导下的常为理性行为。经济理性即指人在经济领域精于算计、注重得失，进而形成相关的商业文化。

江南地区的商业文化带有明显的经济理性色彩，大部分民众终日奔忙、汲汲营营于财货之利，人与人之间较为注重利益得失，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可归结于重利轻义、失之淳朴。明末清初的大儒、昆山人顾炎武后半生游历北方、远涉西北，坚决不愿意回到号称繁华的江南家乡，除出于避祸、用度不足考虑外，反感江南的民风也是一大原因，“若今日之江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微如蠛蠓，亦岂得容身于其间乎?”^[13]一点蝇头微利，也会引来诸人纷争，这的确是江南商业文化的特色。近代上海人更是以“精明”、俗称“门槛精”的形象闻名全国，褒之者誉为精明强干、洞察细末，贬之者讽为斤斤计较、小家子气，这种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江南民众的精明习性，正是商业理性的鲜明特征。这种精明习性不仅表现为对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偏好，反感空洞的道德说教，而且大多基于一定的、多数人认可的游戏规则，即认可和重视规章制度，即便遇到之前没有的新问题，也注重以订立契约的手段和方式解决问题，不轻易诉诸武力，可以概括为“是在承认现实制度、规定、秩序前提下的以机智的方式实现个人目的的处世原则”^[14]，在很大程度上，更偏向于工具理性，即重实用功能，强调通过有效手段主要是交换和精确的算计，获得最大化的收益。

商品经济导致的这种经济理性成分，对江南地区的民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进一步淡化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追逐。从历史上看，江南地区在六朝以前，一直被中原地区视为僻远之地，南京曾为十朝古都外，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时期主要在东晋六朝，杭州曾为南宋首都，苏州则曾为先秦吴国、五代吴越国首都，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与政治权力中心相隔甚远。正因为如此，江南地区在崇尚科举的同时，也弥漫着隐逸风气，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经济理性的突出，使得江南地区人们一边致力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一边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如前所述，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如陈继儒、冯梦龙、李渔等，不再埋首于科举仕途，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可以赚取大量财富，让自己过上一种体面雅致的生活。要指出的是，政治权力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更具有排他性、独占性，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最高拥有者即皇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因此自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专制皇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政治权力还具有稀缺性，官位的数量终究有限，对普通民众来说，其供养的官员数量不能不受限制地增长。而财富却具有创造性和共享性，只要参与者都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共同认可的法律框架中共同竞争，那么社会财富的蛋糕很可能越做越大，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因此可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把精力耗费在对政治权力的追逐上，那么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日益短缺、民族创新能力日益减弱；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把精力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上，那么只要限制在合情合法框架中，那么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民族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其次，进一步助长了江南地区的尚文风气。这里的尚文不是指重视科举，而是指经济理性强调通过交换手段解决问题，追求付出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人们习惯于通过和平手段如谈判、订约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付诸暴力手段如革命。^[15]如此，外界环境的和平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毕竟战乱一起、社会陷入动荡，别说做生意，连生存都成问题。近代以来，全国政局不稳，局部性战争经常发生，而江南地区除太平天国之役外，鲜有兵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中国陷入混乱，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城，慈禧太后更以光绪名义向十一国列强宣战，宣战诏书下至各地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联合邮政大臣盛宣怀，却与驻上海各公使达成停战协议，完全无视清廷诏令。1911年辛亥革命时，上海革命党人的光复起义很快奏响凯歌，苏州士绅则向江苏巡抚程德全提出和平光复的建议，得到程德全的同意。此后，苏、浙、沪革命党人组成联军会攻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此役历时约一个月即攻下南京，因此整个辛亥革命前后，仅就南京之役历时稍长，整个江南没有出现战乱不息、生灵涂炭的局面。再到1925年江浙战争时，张謇等著名绅商多方呼吁、奔走调停，战争爆发后江南各地均有绅商出面维护社会秩序，局势不致糜烂。

最后，有利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和接纳。江南地区历代都是移民荟集之所，对于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较少拒斥，具有一种兼容性和开放性。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就已经发现，上海地区民众对西方人的排斥远不如广东强烈。不仅如此，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文明^[16]，与商业贸易息息相关的平等交易、契约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权等观念，相对而言更容易在商品经济发达、经济理性突出的江南地区引起共鸣。例如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宪政、权利等观念和普世价值，在尊卑鲜明、皇权至高无上的大一统中华帝国社会中，都是极度匮乏的，这使得鸦片战争前后，西学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屡屡陷入困境。和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坚决拒绝英人入城相比，江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绅商阶层更容易、甚至是主动接受西学。于是上海开埠后，西方人顺利进入上海，西方的新鲜器物和思想文化也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再以上海为桥头堡进入江南腹地，向全国散发。晚清民初，江南各城市中的商会等以商人主体的新型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并且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地方自治、公益事业中，支持宪政、注重权利、崇尚平等，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和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这充分说明商品经济发达、经济理性突出的江南地区与西学有着更多的相通和接榫之处。

【注释】

[1]《史记》卷一百零六《吴王刘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丹杨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汉末以出精兵知名。《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袁术为留下孙坚去世后的剩余部曲，打发前来讨回旧部的孙策前往丹杨，时孙策之舅吴景任丹杨太守，丹杨又是“精兵之地”，让孙策“还依召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又载：“丹杨山险，民多果劲”，“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说明这一地区民风尚武，可以招募到强兵劲卒。沈莹是丹杨太守，其所率“青巾兵”正是丹杨兵。

[3]王夫之《读通鉴论》：“庆之三朝宿将，威望行于南北，扶孝武以诛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将吏皆出其门，扑子业之洊凶，以解朝野之焚溺，此乃乘时以收人心而猎大位之一机也。向令独夫已殄，众望聿归，且有骑虎不下之势，宋太祖所谓黄袍加身不由汝者，刘氏之宗袥，且移于沈而不可辞。庆之虑此，而忍以其身为莽、操乎? 进则帝矣，退则死矣，决之于心，而安于抱忠以死，故曰抱孤志以质鬼神，六代之臣，庆之一人而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73页。

[4]历代科举考试都对多数社会成员开放，除极少数贱民阶层不允许参加，如乐户、堕户、丐户、疍户、灶户、官妓等，到清雍正时期，下令全部取消贱民贱籍，编入正户。

[5]章学诚著，仓脩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家谱杂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www.daowen.com)

[6]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自身重农抑商，并视为儒家仁政的体现，但是，历代重农的结果是农民阶层一直挣扎于贫困线，民间商人阶层则确实受到种种束缚，而官府却堂而皇之地经营各类工商业活动，规模庞大、获利丰厚，如盐铁业等。因此，与其说传统王朝是重农抑商，不如说是不重农、抑私商更为合适。传统王朝之所以实施这一政策，主要在于作为单独个体的小农及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社会，更适合专制皇权的统治。

[7]《清实录》第七册《世宗实录》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7页。

[8]《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9]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 册1550页、第3册第986页。

[10]《清实录》第58 册《德宗实录》卷五百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4页。

[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页。

[12]黄省曾：《吴风录》，王稼句编纂点校：《苏州文献丛钞初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13]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

[14]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5]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存资源相对匮乏，人类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即高祖刘邦所谓的“马上得天下”和今人所称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属于丛林政治原则，通过弱肉强食、自然淘汰，强壮者可以生存下来。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生存资源的增多，人类更注重采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一些体格弱小者也可以生存下来。毕竟，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享有生存、生存得更好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体格弱小、甚至体弱病残者，凭助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能在经济、科技、思想领域贡献更多的创新创造，从而为人类的生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6]古希腊罗马社会在发展初期，重视农业，工商业属于次要副业，甚至受到歧视，但和古代中国不同的是，很早就确立了保护个人财产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如古希腊的《格尔蒂法典》和古罗马的《十二表法》都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这使得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从源头开始就呈现出以私营工商业为主的特点。此后随着古希腊罗马版图的扩大、海外殖民的开拓，获利远超农业的工商业地位日益上升，著名的梭伦改革按财产多寡划分公民等级，就明显有利于工商业平民。此后，商业文明所看重的契约平等、保护私财等观念日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