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视农为本、商为末^[6]，先秦时期的商鞅、荀子都提出过重本轻末的主张，韩非子更将商人视为“五蠹”即社会蛀虫之一，再加上儒家也有重义轻利之说，从事工商业的获利程度也确实远高于从事农业，工商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高利润的代名词，因此商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被赋予道德贬义色彩，历代都受到朝廷官方的刻意打击，忝居四民之末。直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仍然下诏重弹旧调：“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为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7]雍正如此苦口婆心，正说明不禁官营工商业的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不得人心，需要朝廷官方的一再维护。毕竟，逐利也即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乃是人之天性，先秦就有歌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8]。逐利行为本身不应该予以单纯否定，更不能和道德贬义画上等号，现代社会更是鼓励和尊重采用正当手段赚取财富的人，要打击和否定的是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所以即便是孔子也提出过“庶”、“富”、“教”之说。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全国各地的逐利风气、诸多致富能人及其致富方式，如赵女郑姬身着长袂利屣、精心装扮自己，出远千里，无非是“奔富厚也”；吏士舞文弄墨、不避刀锯之诛，不过是收受贿赂的结果；在军壮士攻城先登、斩将搴旗，是为“重赏使也”，等等。又称孔门七十二弟子中，子贡最富饶，携带重礼、结驷连骑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令孔子之名扬布诸侯；战国时人白圭治产业仿效用兵，根据时势变化、知进知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后世尊为“商祖”。江南地区也不例外，越王勾践用计然之策，平糶货物、农末俱利，短短十年即积聚大量财富，厚赏将士，遂败强吴。范蠡功成身退，变易姓名为陶朱公，19年中三次积聚起巨额财富。这些例子都说明，江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重商之风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盛行。

所不同的是，此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呈加速趋势，重商风气也越来越显著。魏晋六朝时期总体而言，是商品经济相对衰落的一个历史时期，自唐代后期开始，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再次进入活跃时期，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尤以江南地区为首，中心城市和周边市镇均拥有发达的工商业，吸聚大量人口，从而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商业气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www.daowen.com)

一是工商地位不断提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摆脱传统重农抑商观的束缚，从理论层面为商人阶层正名，这其中，江南地区的学者功不可没。嘉靖四年(1525年)，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王阳明在《传习录拾遗》中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节庵方公墓表》中则明确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认为士农工商各尽其业、各尽其心，都“有益于生人之道”即都有益于社会，^[9]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王阳明是明代大儒，他的这一观点影响力极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浙江海宁人陈确在《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中说道：“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将“治生”列于“读书”之先，他所说的“治生”指经营产业，当然包括经商在内。名列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黄宗羲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视工商皆为本，从正面抨击传统的贬工商为末业之说。至近代上海开埠后，西方重视工商的思潮传入中国，思想界甚至喊出了“商为国本”、“工商立国”的口号，戊戌变法中光绪发布上谕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10]至此，官方终于废除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二是经营工商蔚然成风。随着工商业地位的恢复和提升，江南地区的工商从业人员日益增多，明代松江(今属上海)人柯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是。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11]这说明江南地区的农民弃农经商是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府吴县(今属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也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12]文人士大夫也投身商业，元末顾瑛30 岁后始折节读书，堪称由商入儒的典型代表，明代华亭(今上海)人陈继儒，29 岁时公开烧毁儒生衣冠，表示绝意科举，同时编撰出版大量通俗读物，获利丰厚，这样的例子在江南地区并非少数。近代以后，以上海为龙头的江南地区更是涌现出大批绅商、实业家、企业家，产生了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群体，如无锡荣氏兄弟、苏州席氏家族、镇江陈光甫、定海刘鸿生、定海周祥生、徽州胡光墉(雪岩)等，他们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足智多谋的才干跻身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本展开正面竞争，为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