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晋人南渡直接催生了江南地区的尚文氛围，那么唐宋以后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则使得江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都走上了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尚文之路。

在科举制度形成以前，中国的选官体系经历了先秦时期的门客养士制、秦汉时期的察举征召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阶段，在人才选拔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平等性方面，始终有所欠缺，请托之风盛行，而科举制相对而言主要通过各类考试选择人才，且面对多数社会成员开放，^[4]相对平等，和后世的文官制度有相通之处，只要考试内容侧重国计民生、不僵化守旧，还是可以选拔到优秀人才的。科举制之名见于隋代，但真正完善要到唐宋两朝。唐宋科举考试诸科并行、名目繁多，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士子重视，尤其是进士科最为矜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选官制度，成为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始终是支配社会的最根本、最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社会财富的获取和分配，这就使得出仕当官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也是第一位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考试一旦实施，必然会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高度关注，整个社会的应试之风迅速被刺激、激发出来，尚文之风就此盛行大江南北。传为宋代神童汪洙所撰，实经历代编补修订、充作蒙学读物的《神童诗》就鲜明道出了这一点：“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遗子满籝金，何如教一经。”科举考试迅速成为所有古代中国人改变命运的首选，古代最为流行的才子佳人戏曲、小说，大多离不开才子最后高中状元、奉旨成婚的大圆满结局。也就是说，在科举制下，勤读圣贤书、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尚文观念已经成为整个传统中国、士农工商所有社会成员的共识。

江南地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这一步走得更早更快。早在三国时期，在吴地数一数二的陆逊家族就已经展现出由武转文的迹象。陆逊官至上大将军和丞相，集孙吴国家的最高武职和文职于一身，他本人自步入吴国政坛后，凭借军功一路升迁，所授官职主要是武职，曾历任海昌屯田都尉、定威校尉、偏将军、抚边将军、镇西将军，夷陵之战时出任大都督，黄龙元年(229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赤乌七年(244年)接替去世的顾雍为丞相。与此同时，陆逊又深受儒学熏陶、谨守儒家立场，常秉持轻徭薄赋的儒家仁政立场，反对孙权为维护统治而实行严刑峻法的政策，因而在晚年遭到孙权的刻意打压，最后郁愤而终。至陆逊之孙陆机、陆云兄弟，就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学之士。东晋六朝时期，随着大量晋士南渡，更多在吴地植根深远的江东大族转为文化世族，前述尚武的义兴周氏、吴兴沈氏在当时的吴地来看，只能算是少数例外，不具备代表性，即便是沈氏，也在六朝时由武力豪宗成功转型为文化世族，涌现出沈约等名士。据范成大《吴郡志·人物》记载，两晋南朝三百余年中，吴郡名士89 人，其中文士(含文武兼备者)达83 人，占绝大多数，说明六朝时期，吴地士族就已经转型为文化世族了。(www.daowen.com)

唐代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后，北方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再次大规模移民南方，江南地区首当其冲，接纳大量来自中原和西北之人，学者指出：“江浙钜族，多因宋室南迁，即已聚族，致今五六百年，祠墓具存，传世多者，至三二十世，少者亦十有余世。”^[5]在唐宋全面实行科举制后，来自中原和本土的士家大族不约而同地选择耕读传家、习儒应试，如此代代相传，形成数量众多的文化世家，历经数朝而益繁衍。

一直到明清时期，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江南地区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望族林立、人才辈出。刘献廷《广阳杂记》载：“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三《文学》载：“常州一郡富文章，超越汉唐，乾嘉为最盛，北岸数家多俊杰，连吟乡里，海内早知名。”明清江南文化世家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吴江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所说的：“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世家大族代代有人通过科举制度出仕，这是保持世家大族的首要前提，而要在竞争激烈的科场胜出，浓郁的家学传统、深厚的文化积累不可或缺，如此，科举世家也即官宦世家，常常与文化世家结合在一起，仕宦、习文两不误。对某个家族子弟而言，高中科举固然是幸事，失利甚至放弃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唯学术文化传统绝不能中断，这是保证家族传承不歇、在科场东山再起的最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