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年间(307—313年)，北方中原地区战乱绵延不断、民族冲突经年不止，荒田满目、经济凋零，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打击，西晋王朝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进攻下覆灭，而南方地区相对安稳，导致中原民众不断向南迁，前后历时一百多年，余波长达近三百年，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北人南迁高潮。

六朝时期北人南迁的路线大致相同，主要有东、中、西三线，其中东线是最主要的一条，以淮河及其支流和沟通江淮的邗沟为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最后到达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或再进一步深入南方。南渡北人中既有大量普通民众，更有大量士大夫阶层。由于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中原地区多数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世家大族经由东线进入并定居于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六朝时期，建康的人口数量达到百万以上，城市规模宏大。还有少数士家大族为寻求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进一步向开发相对不足、人口也相对稀少，但风光秀丽的浙北山区和沿海迁移，如著姓王、谢二族原大多聚居于建康和周边地区，原籍的侨州郡县也设置于这一地区，后来就陆续迁居会稽，即今浙北地区。

中原士族在魏晋之际，就已经流传重品茗清谈、好服药喝酒的风气，形成著名的魏晋风度。清谈始于东汉末年的太学生群体，如果说，早期清谈尚有实质性内容，借玄谈而辩论政事、倡非礼而挫抑世族，那么后期清谈已经日益脱离现实社会，闭口不言国事民生，专谈老庄、周易，流于玄虚，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所言：“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www.daowen.com)

大量中原晋人南渡后，崇尚从容优雅的魏晋风度迅速在江东地区弥漫发散，这是促使江南风俗由武转文的直接原因。江南地区嘉山秀水、风物清嘉，很快令南下北士摆脱了举目山河异的故国之思，转而钟情于江南的山林泉石，于是一边求田问舍，一边清谈度日，尽情享受宁和的偏安心态得到充分发展。北方士大夫的这种生活态度很快为江东士大夫所接受和效仿，宽衣博带、大冠高履，甚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推崇武力的价值取向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温文、静雅、淡泊，这固然可以称为江左风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社会风气日趋柔弱。《颜氏家训·涉务篇》有一段记载极为典型：“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观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于是在中原人眼里，由吴人组成的军队不再是先秦至三国时期轻锐敢死的尚武形象，江南的社会风气也已经偏向柔弱。《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刘裕率军与孙恩战，海盐县令(今属浙江嘉兴)领一千吴兵请求出任先锋，被刘裕拒绝，理由是“吴人不习战”，一旦作战失利影响士气，后刘裕让这支吴兵担任后援。普通人也是如此，《宋书》卷八十一《顾觊之传》载吴郡吴人(今江苏苏州)顾觊之与陈郡阳夏人(今河南太康县)坐论江东人物时，袁淑就半开玩笑地说：“卿南人怯懦。”到隋代时，世人已经一致认为江南地区民风脆柔，在这里招募精兵猛将，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