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以陈独秀、胡适等学者为首的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白话文为主旨的文学革命运动，力倡废除深奥难懂、不利于推广教育的文言文，采用通畅易识、有利于普及大众教育的白话文，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很多知名学者用白话文撰写大量文章、小说和新体诗歌，《新青年》从1918年5月的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胡适的《尝试集》用现代白话表达思想和情感，有很多佳作，如《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13]

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一直是白话文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白话文的深入人心，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于是掀起一股收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的热潮，吴歌也因此真正得到正名，其艺术价值也真正被社会所认可。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1 号刊载《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共10 项22 条，规定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等，由刘半农负责，日刊还辟出“歌谣选”专栏。到1922年12月，北大正式创办《歌谣周刊》，周作人拟定《发刊词》，这是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共出97 期和周年增刊一期，收集到1.3万余首歌谣，发表两千余首，及研究民间文学的论文近三百篇。在蔡元培等的倡导下，一大批青年学人深入社会，通过方言调查和民俗采风活动，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歌谣。

北大时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多位知名教授、学者积极关注和研究民间歌谣的举动，令一些守旧人士痛心不已，1922年的《歌谣周年纪念增刊》就载当时有人出言讥讽：“可惜蔡孑民是翰林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帮年青人胡闹起来了! 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然而，学者们对这种“胡闹”却乐此不疲。

一些学者从自由主义文学的角度，指出民间歌谣清新自然，可以为传统文学带来新鲜血液，如刘半农认为歌谣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14]梁实秋也说：“歌谣在文学里并不占最高的位置，中国现今有人极热心的收集歌谣，这是对中国历来因袭的文学的一个反抗，也是我前面说的‘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现”。^[15]除此之外，以民间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反映的都是普通大众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这些在以往都是不被重视的，也不会被史书所记载。二十四史中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所记录的很多帝王将相，其实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并未对社会、对民族作出值得一提的贡献。而广大普通民众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成员，却很少出现在官方史书中。然而，毕竟广大民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促进社会创新发展的源泉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上述角度看，“五四”时期学者们之所以高度重视民间文学，正是意识到了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吴歌作为中国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之一，不少学者予以高度重视，其中以刘半农、周作人和顾颉刚最为知名。刘半农是北大征集民歌之举的重要发起者和主事者之一，征集歌谣的章程就由他拟定并请蔡元培校长发出，此后，经刘半农编订、注释后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出的歌谣百余首。1919年8月，刘半农利用回家乡江阴的机会，收集船歌二十余首，全部以吴音记录，后在《歌谣周刊》第24 期以《江阴船歌》之名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吴歌集。刘半农还仿效吴歌创作新诗，1926年他出版的《瓦釜集》就是采用江阴方言创作的民歌体新诗集，比顾颉刚出版《吴歌甲集》还早一年。周作人也是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的重要学者，他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要刻意排斥猥亵之作，指出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在研究者还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16]。

收集和整理吴歌最著名的学者当推顾颉刚。顾颉刚是苏州人，他介入收集吴歌也是偶然之举。北大发布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规章时，还是北大学生的顾颉刚因为爱妻病逝，悲哀过度患上神经衰弱，正休学在家休养，见到寄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歌谣后备觉新鲜，引动了他收集家乡歌谣的兴趣，于是先从家中孩童口中收录起来，又渐渐推至其邻家子稚，教唱孩子的祖母、老妈子等。后顾颉刚的朋友叶圣陶、潘介泉、郭绍虞等人得知后，也将自己知道的写信给他，连他的新婚妻子也从甪直家中收集了四五十首。1920年，顾颉刚将收集到的吴歌在《晨报》上连续刊载了三个月，由此声名鹊起，被人视为研究歌谣的专家。1922年北大出版《歌谣周刊》，顾颉刚又在这份刊物上连续刊登了近一年的吴地歌谣。到1926年，顾颉刚结集出版《吴歌甲集》一书，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吴歌进行分类、注释，受到学界好评，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序，俞平伯的《序》称：“吴声是何等的柔曼，而歌词又何等的温厚，我们若搭足绅士的架子忽略它们，真是空入宝山，万分可惜。”胡适的《序》更称：“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

顾颉刚等学者的努力令吴歌的收集和整理得到更多人的关注。1928年，李白英编辑出自《江苏情歌集》，1933年黄洁心出版《湖州歌谣》，同年由林宗礼、钱佐元编辑出自《江苏歌谣集》，收录民歌三千多首，其中苏、常、沪地区的吴歌上千首，称得上吴歌收集史上的一大丰收之作。1935年，管剑阁、丁仲皋搜集出版《江口情歌》，江口指今江苏海门地区，地处江北，却属于吴语区，海门山歌可以视为吴歌在江北的延伸。1949年以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各文艺团体纷纷下乡搜集民间歌谣，在苏州、无锡、南通、湖州、平湖、上海郊县等地挖掘、记录下多部长篇叙事吴歌，1989年《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正式出版。吴歌的研究也更加注重科学性、专业性，强调从多角度对吴歌展开研究，吴歌日益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注释】

[1]吴语内部一般分为六个片(次方言)：太湖片、宣州片、台州片、婺州片、处衢片和瓯江片，本章内容以太湖片为主。

[2]参见叶文宪：《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文化与越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

[3]据郭沫若、唐兰等学者考证，宜侯夨簋铭文中的虞侯夨就是吴国第五任国君、仲雍曾孙周章，或为周章之弟虞仲(与泰伯之弟同名)。黄盛璋、董楚平等学者认为，宜侯夨簋铭文中的虞公是北虞君主，虞侯夨是他的儿子，康王封他到宜作诸侯，这一分封至少说明当时周人势力已经抵达长江下游。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宜侯夨簋确实是一件与始封吴国有关的礼器，那么其记载与《史记》所载的泰伯奔吴之说就产生矛盾了。(www.daowen.com)

[4]无锡本为古越语地名，“无”为发语词，“锡”为译音(其义今已不得而知)。后王莽改名有锡，才衍生出本来产锡、汉代采尽而名的说法。

[5]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6]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76页。

[7]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406页。

[8]胡适：《〈吴歌甲集〉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第575页。

[9]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10]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7～278页。

[1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全集》第七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0 ～81页。

[12]例如王世贞曾评价喜用俚俗语的唐伯虎诗作“如乞儿唱莲花乐”。参见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卷五，齐鲁书社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13]1921年夏胡适去西山探访友人熊希龄夫妇时受赠一盆兰花草，他带回后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于是有感而发写下此诗。诗作清新、质朴、情深，或认为吟唱的是他乡游子的怀恋故国之情，或认为胡适借花寓意，希望西方的自由主义之花能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后台湾陈贤德和张弼将此诗修改并配曲，改名《兰花草》，广为流传。

[14]刘半农：《〈国外民歌〉自序》，见鲍品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0页。

[15]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文集》第一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页。

[16]周作人：《猥亵的歌谣》，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