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建立后，创立中央王朝第一个管理音乐的宫廷官署，称为乐府，这一机构被汉帝国沿用，于公元前112年正式设立乐府，主要负责朝廷祭祀、朝会和宴饮时的音乐。汉代乐府同时沿袭西周传统，也派员四处采集各地民歌，由乐府搜集、整理、编纂并演唱的各地民歌、民谣，即称为乐府诗歌。到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保留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汉魏六朝时期的乐府民歌颇为著名，至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有五六十首，其中有不少吴歌，时称“吴声歌曲”。《晋书·乐志》载：“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徒歌”是指没有伴奏的清唱，说明吴歌是在乐府机构介入后，才配以弦乐。《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有《吴声歌辞曲》一卷，都属于吴歌。魏晋时期及至唐宋，江南有很多文人士大夫都撰作民歌，后来甚至摆脱了民歌的格式，另行发展，蔚成词曲。

宋人郭茂倩编定的《乐府诗集》，是收集历代乐府最为齐备的一部总籍，吴歌被编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中。《乐府诗集》中的吴歌为五言句式，多数是男女情歌，常用借字寓意，以《子夜歌》最为典型，共有42 首。按照《晋书·乐志》的说法，“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即《子夜歌》由一位名叫子夜的才女所创作，如以下数首：

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崎区相怨慕，始获风云通。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

……

初时非不密，其后日不如。回头批栉脱，转觉薄志疏。(www.daowen.com)

寝食不相忘，同坐复俱起。玉藕金芙蓉，无称我莲子。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口朱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朝日照绮钱，光风动纨素。巧笑蒨两犀，美目扬双蛾。

除《子夜歌》外，还有《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等，大多由《子夜歌》流变而来。

子夜吴歌的语言清新婉转，格调轻灵生动，可以用唐代隐逸诗人、长洲(今苏州)人陆龟蒙所作的《大子夜歌二首》来概括：“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 后人对《子夜歌》评价也极高，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门外文谈》中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又说七十五首《子夜四时歌》“没有一首不圆莹若明珠的”。现代作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更称四十二首《子夜歌》，几乎没有一首不好，“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产生着这样漂亮的情歌并不足惊奇。……其措辞造语，较之《诗经》里的情诗，尤为温柔敦厚；只有深情绮腻，而没有一点粗犷之气；只有绮思柔语，而绝无一句下流卑污的话”^[11]。

再到明代，作为通俗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吴歌终于引起了少数有识之士的重视，那就是冯梦龙对吴歌的收集和整理。应该说，通俗文学在明代依然是被正统士大夫歧视、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技，甚至连一些文人的作品中出现俚语、俗语都会受到嘲讽。^[12]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极少数文人的眼光会注意到吴地民歌。如昆山人叶盛的《水东日记》中载：“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多可为警劝者，漫记一二：月子弯弯照几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 多少飘零在外头? 南山脚下鹁鸪啼，见说亲爷娶晚妻。爷娶晚妻爷心喜，前娘儿女好孤凄!”稍后又有太仓人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一中记道：“吴中乡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姐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扬篮头。”

只有冯梦龙极为难得地将精力都投入到了通俗文学领域，他收集整理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品，成果斐然，对吴歌的贡献主要在辑录出版《山歌》和《挂枝儿》。“挂枝儿”源自北方的《打枣竿》，后流行于江南地区，冯梦龙挑选整理出435 篇。“山歌”在吴地同样起源很早，在明代中后期尤为兴盛。《山歌》是明代后期的第一部吴地民歌专集，共收入123 篇。更为可贵的是，冯梦龙大力肯定民歌的作用和地位，他在《叙山歌》中指出：“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艳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所不道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 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冯梦龙的这番议论可谓精辟独到，他一生致力于民歌等通俗文学事业的动力，正在于独具慧眼地看到了通俗文学具有袒露真情、不受礼教束缚的独到价值。到明末，杭州诗人卓人月(字珂月)在《古今词统》大声喊出：“明诗虽不废，然不过山人、纱帽两种应酬之语，何足为振! 夫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顾颉刚先生也高度评价《山歌》这本书，《吴歌·吴歌小史》称：“这册书刊行之后，因为与传统的脑筋太冲突了，所以几乎失传。直到民国二十三年上海传经堂书店主人朱瑞轩君到徽州访书，方复显于世。自从发现了这样丰富的材料，吴歌有研究的工作可做。”

清代江南也是包括吴歌在内的通俗文学的繁荣时期，还出现民间艺人口耳相传、文人传抄和书商刊刻的长篇叙事吴歌。到20 世纪80年代，在吴语区内发现和收集了近20 部叙事长诗，不少长篇叙事吴歌在清代就已经流传。这些长篇叙事吴歌依然延续了大胆追求纯真爱情、反抗传统礼教压迫的一贯特色，极受民间百姓喜爱。不过，清朝廷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广泛传播基本持否定态度，甚至大力禁绝。清同治七年(1868年)，任江苏巡抚的广东人丁日昌根据清廷的谕旨，下令禁绝所谓的“淫词小说”、“邪说传奇”，并开列出多达156 种的违禁书目清单，很多经典的通俗白话小说读本和戏曲剧本都在其中，以男女情事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叙事吴歌当然也难于幸免，如《沈七哥山歌》《赵圣关山歌》《小红郎山歌》《杨丘大山歌》《薛六郎偷阿姨山歌》《结私情》《断私情》等都在被禁名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