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认为，中国各地的方言中，北京话、苏州话(吴话)、广州话(粤语)这三种方言已经产生了文学作品。吴语文学作品包括方言小说和诗歌，吴语方言小说是指用吴方言(一般以苏州话为中心)创作的、主要描述吴地(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世俗民情的白话文小说。

六朝以后，吴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文献中也经常出现吴语的记载。宋元时期的话本、南曲等，都大量使用吴语，昆曲中的苏白就是苏州话，也即吴语。明清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趣，用白话文创作、更易于阅读的通俗小说也进入一个繁荣期。明代著名的小说《金瓶梅》，就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市井切口、俗语民谚，乃至歇后语、俏皮话等，语言风格呈现出浓厚的市井风味，读起来更是生动流畅。《金瓶梅》作者至今众说纷纭，但书中所运用的方言，既有山东方言，又多吴语成分，还有学者考证认为《金瓶梅》中的大量吴方言是上海西南的农村方言。可以说，《金瓶梅》虽然不是吴语小说，却是较早引入吴语方言的通俗小说之一。晚清时期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和《老残游记》中，或多或少都和吴语有关，或者苏白对话，四位作者也出生于江南或者在江南长期生活。

真正意义上的吴语方言小说出现于晚清，一般认为是光绪戊寅年(1878年)江南文人张南庄创作的《何典》，但影响不大，1892年韩邦庆创作并连载于《海上奇书》上的《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影响较大的吴语小说。如胡适先生所论：“《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我们在今日看惯了《九尾龟》一类的书，也许不觉得这一类吴语小说是可惊怪的了。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7]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陆陆续续有吴语小说问世，知名者如《海天鸿雪记》《海上繁华梦》《九尾龟》《沪江风月传》《人间地狱》等，1938年还有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问世，之后吴语小说就很罕见了。(www.daowen.com)

吴语小说之所以在晚清民初一度流行，其价值绝不在于其题材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情色业为主，而在于由此折射出来的近代江南地区的都市化过程。当时的吴语小说，主要以上海的妓院、妓女和嫖客为描写对象，但在同时，近代上海的种种都市景观也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诸如报纸的传播、彩票的发行、万国博览会的举办、选美大赛的举行、张园的开园、市民的游艺活动，以及自行车、消防水龙、电车、留声机、新式饮料、香烟等新生事物，在吴语小说都有形象反映，组成一幅幅直观生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化都市景观，可以极大地满足对近代都市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的其他普通民众。不仅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吴语小说所记录的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景观，已经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

胡适先生还从白话文的角度肯定吴语小说的意义。在他看来，吴语小说就是白话文小说创作，也即苏白，这样的作品形象生动，充满了生命力，苏白虽然是方言，但足以和用北方话创作出来的传统文学作品相媲美。“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吴语小说虽然只是方言文学，却可以为国语文学提供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因为如此，胡适甚至大胆设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