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字的最早起源时间，目前尚不能作明确论断，公认的最早且趋于成熟的定型文字是殷商甲骨文，此后发展为两周金文。不过，最早的文字究竟是如何发展、嬗变至甲骨文的，这其间的清晰递变脉络今人并不清楚。在吴文化区及其邻近区域内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如上海马桥遗址、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陶瓷器上都有不少刻画符号，而且反复出现，但很显然，吴文化区域内如同甲骨文一样的定型文字始终没有出现。到先秦时期的吴、越国时，出土青铜上的铭文使用的，已经是和北方的两周金文、六国文字同一类型的文字了。

目前已经出土的有铭文的吴国青铜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兵器，另一类是礼器，其中，有铭文的吴国兵器有19 件剑，12 件戈、矛。^[2]有铭文的吴国礼器也不少，例如1954年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1 号墓出土的宜侯夨簋铭，底部共有铭文12 行115 字，都用金文，是吴地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内容大致是西周康王改封原为虞侯的夨为宜侯，并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封土在今丹徒周边。^[3]越人的青铜器也有铭文，但出土的越王剑和有铭文的礼器均不早于勾践时期，使用文字除金文外，还有鸟虫书，尤其用于越国兵器上。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其出土青铜器上铭文的书体和方法，都和中原周人所用的金文类似，所以在释读时难度不大。但是，吴人方言的发音和中原地区不同，如越人称船为“须虑”，称盐为“余”，尤其是铭文中凡涉及人名时，多用音译，成为吴越青铜器名言中最难解读的部分。

文献记载中吴、越国的大量人名、地名，也是以汉字记录的吴语，诸如勾吴、勾章、句乘、勾践、姑苏、姑蔑、余杭、余姚、余祭、夫椒、夫差、诸暨、诸咎、无锡^[4]、无余、无疆、於越、于潜等，都是如此，勾吴的“勾”、於越的“於”，在中原人看来，即为发声词，没有实际意义。

实际上，吴国的上层统治者与周人血缘相通，“吴为周后”之说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有多处例子，如《论语·述尔》载鲁昭公娶吴国之女，按春秋时习惯，国君夫人的称号是所生之国加她的本姓，吴为姬姓，这位夫人应该称“吴姬”，可是鲁国国君是周公之后，也是姬姓，周礼又规定“同姓不婚”，所以鲁君不敢称这位夫人“吴姬”而为“吴孟子”，连孔子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做法“有过”。又如《左传·襄公十二年》载吴王寿梦去世后，最重礼制的鲁襄公到周宗庙之内哭丧，按照周礼“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鲁襄公之举即表明寿梦为姬姓；《左传·昭公三十年》又称“吴，周之胃裔也。”还有《国语·吴语》载黄池之会时，夫差堂而皇之地以姬姓自居，且晋国大夫董褐也代表晋国国君称吴为“兄弟之国”，称吴国先君为“昔吴伯父”，黄池会后，夫差派人向周敬王报功，周敬王的答词中五次称夫差为“伯父”。这些都说明吴为周后之说在春秋时已经得到中原国家的广泛认可。(www.daowen.com)

尽管如此，由于广大吴越地区的语言和中原不完全相通，加上和中原地区差异显著的断发文身、捕捞渔猎等生活习俗，中原人理所当然地视吴越地区为蛮夷之地，广大吴越之人在中原人看来都属土著。上述吴、越国大量以汉字记录的吴语人名、地名，在中原人看来都是“夷语之发声”。而且由于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少有人熟悉周人的礼制文化，所以《吴越春秋》中还载寿梦自称“孤在蛮夷”。当然，吴国的上层统治者中也有通晓汉字和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公子季札，他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出使鲁国，观赏周乐后逐一作出精辟评价，表现出对中原周礼文化的无比熟稔。再到夫差、勾践以后，无论是吴人还是越人，对汉字的运用已经非常熟练，和中原地区已经全无区别，如勾践四传至越王翳十九年(前393年)时，铸有者()编钟，内容是越王翳对太子诸咎即者()的谆谆告诫，意译如下：

越王翦十九年，王说：“诸咎! 你要恭敬坚持而不致丧失常德，使能全面发扬我的法则传统。注意检点谦逊学习，英武地辅佐王室，去捍卫诸侯盟国，以崇尚加强我的王位。今天我之所以念咒祷告，是为了恭敬地祈求神明保佑你有美盛的德性，激扬你的壮怀，赐予编钟一组，供你使用。你将平安长寿，和顺康乐。今后勿有不义之心，以致做出不轨之事。唯王命黾勉是从，则到至德，子孙将永远保住这套编钟。”^[5]

这段铭文，无论是遣词造句、文法句式，还是说话者的口吻、口气，都已经和周代统治者所使用的文字相当接近了，说明越国上层统治者已经华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