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不再视日用器物为细微末技，而将自身的文化趣味浸润其中，使得日用器物日益成为一种工艺品，突出了审美性和鉴赏性，极大地提高了手工业的艺术层次和品味，颇有文心匠意的旨趣。除此之外，明末清初时期还有一些学者也摆脱传统儒家视技艺为小技、不屑一学的局囿，但不注入文人情趣，而是视手工技艺为专门之学，有助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因而极力提倡和搜集整理各种制器技艺。这其中，引入西学的西方传教士也功不可没。

明末清初的江西奉新人宋应星高中乡试，屡试会试不第，后任过教谕、知州等职，明亡后回家乡隐居，潜心观察和搜集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制作技术，随时记录所得，在任江西分宜县教谕期间撰成《天工开物》一书，把中国几千年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宋应星在序言中坦言，该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汲汲富贵功名的文人，大可将此书“弃掷案头”，说明宋应星并不因为手工技术和知识无益于科试而视为末技，但他又和前述将文化情趣注入日用器物的明清文士不同，他看重手工生产技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够富国济民、有利社会民生，因此《天工开物》各篇内容的编排以是否符合、贴近日用民生为首要标准，上中下三卷分别介绍与民众衣食相关、日用器物相关、五金珠玉相关的生产技术，与民众日常生活最紧密相关的技术放在最前面。可以说，《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传承，也和强调实证、态度严谨的近代科学精神若相合拍。

和宋应星一样重视切用技艺的学者还有明末的徐光启、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和朱舜水等。明末上海人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又与郭居静、利玛窦、熊三拔等多位耶稣会传教士交好，向他们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并翻译出版多部西方科学著作。徐光启撰著的《农政全书》，既不忽略历代农业举措如垦田、田制、荒政等，更重视农业生产的专门性技术，并融合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心得和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门人陈子龙在《农政全书·凡例》称中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学问渊博、博采众长，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就好穷理极物，后结识西方传教士毕方洛、汤若望等人，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视野更加开阔。方以智的代表作之一是《物理小识》，“识”通“志”，“物理”泛指一切事物之理，凡12 卷15 类，数千百条，既与日常生活有关，又极具理论价值。《物理小识·自序》中把对事物道理的探讨主要分为两种：“通几”和“质测”，前者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分析推究，后者是对事物的实考实究，两者可以互为补充。方以智对“穷理极物”的求索热情和“以实事证实理”的怀疑实证精神，和近代科学精神不无相通之处。明清之际浙江余姚人朱舜水，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切实用的技艺，强调“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学问之道，贵在实行”，他举例说：“昔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宛然，毛发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但这种能在棘刺尖端上雕刻猕猴的高超技艺，在朱舜水看来弃之如“砂砾”，原因在于“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6]。(www.daowen.com)

严格而言，明末清初学者视技艺为经世致用之学和视为末技的传统立场相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甚至较注重生活情趣的明代文人士大夫也更具积极意义。实际上，明代文人士大夫并没有从根本上认同工匠阶层及其技艺，只是在工匠阶层认同明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价值理念并将其注入手工产品后，明人士大夫才予以肯定和认同。视技艺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明末清初学者，则多少摆脱了抑制工商的传统，更多受到儒家经世传统的影响，其积极意义更为明显。尽管如此，将技艺视为经世致用之学仍然异于近代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于永无止境地追问，在于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这种勇于追问探讨的精神和追求，自然会对现实社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明末清初学者在整理探讨传统技艺时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注重实证的实践态度，倒是和近代科学精神相通的。

还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明末清初学者视技艺为经世致用之学及其对待技艺的严谨立场，在王权独尊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仍然是稀疏无比的。在官僚权力成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支配性因素的前提下，视民间工商为贱末的风气自始至终是社会主流，上述明末清初学者的呼吁和努力在当时鲜有人知，根本没有成为社会潮流，重视工商要到清末民初才真正被官方和世人所认可。因此，号称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初次出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此后传入日本和欧洲并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但在清代编选四库全书却因为其中有夷夏之辨的内容而成为官方禁书，此后即湮没不闻，直到民国初年才重新从日本传回。同样，方以智著述宏丰，但其著作也大多被清朝列入禁书之目，后世除《通雅》、《物理小识》外少有传播。从这个角度看，李约瑟之问^[7]的解答固然有多种角度，但关键恐怕还是要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点是专制王权独尊这一特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