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南文人的手工业介入

江南文人的手工业介入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传统王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再加儒家士大夫重道贬器,导致工商业者低人一等,历代受过教育的士人很少关注手工行业。再高明的工匠,在文人士大夫眼里都属“贱工”;再高明的技艺,都属不屑为之的奇技。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为工商业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是古代手工业商品生产最为活跃、百工争胜的时期。与此同时,能工巧匠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知名度急剧上升,屡屡出现在一些文人作品中。

江南文人的手工业介入

传统王朝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再加儒家士大夫重道贬器,导致工商业者低人一等,历代受过教育的士人很少关注手工行业。再高明工匠,在文人士大夫眼里都属“贱工”;再高明的技艺,都属不屑为之的奇技。如韩愈师说》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遭受歧视的工匠鲜有当官的机会,明初先有吴中木匠蒯祥参与北京宫城的营建,官至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又有无锡陆祥,宣德年间也官至工部左侍郎,但都属特殊例子,还遭受正统士大夫的讥笑,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说载:“尚书赵荣、侍郎蒯祥、陆祥各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袭。荣以楷书生起,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异途,可笑。”

这种情形,一直到明代中期后才有显著变化。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为工商业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是古代手工业商品生产最为活跃、百工争胜的时期。由于从事手工业的获利程度要大大超过农业,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手工业者的数量较以往大为增加,以织工为例,据学者统计,明代末期官方在江南设立的江宁(今南京)、杭州和苏州三个织造局有工匠共1万人,民间机户至少是官匠的3 倍,即3万人,再到清代中期,民间机房达到官局工匠的10 多倍。江南地区同行工匠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如景德镇瓷器场内的工匠工种包括淘泥、拉坯、旋坯、画坯、舂灰、合釉、上釉、挑搓、烧窑、开窑、乳料、舂料等,棉纺织业工匠也可以分为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染布匠、踹布匠等。江南地区手工工匠对市场的依赖度也逐渐加深,进而出现了包买商,直接向手工工匠订货和下单,手工工匠不再直接和消费者打交道。明清江南地区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再加上收藏之风盛行,使得人们对手工艺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手工艺品的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如李渔闲情偶记》记载时人:“百金贸一卮,数百金购一鼎,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常有为一渺小之物,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皆不惜也。”

与此同时,能工巧匠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知名度急剧上升,屡屡出现在一些文人作品中。曾任职吴县县令并游历吴越山水的袁宏道,就感慨称吴地风情:“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袁宏道的这一说法当然有所夸张,但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匠大名,能流传当世及身后,这当然也是实情,也令最注身后名的士大夫羡慕不已。袁宏道还记载了当时吴地不少巧匠,如“铸铜如王吉、姜娘,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数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3]清人王士禛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名工,“近日一技之长,如雕竹则濮仲谦,螺甸则姜千里,嘉兴铜炉则张鸣歧,宜兴泥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昊十九,皆知名海内”[4]。(www.daowen.com)

江南不少文人士大夫一改过去鄙视技艺、轻视工匠的态度,开始肯定甚至是崇尚技艺。例如在袁宏道看来,技巧不是末流,“人生何可一艺无成也”,“作诗不成,即当专精下棋……又不成,即当一意蹴踘踘搊弹……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人百倍”。袁宏道强调工艺贵在求精,这确实是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崇祯年间的杭州名士何伟然在为擅长娄东弦索的马又如立传时,也声称:“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5]对工匠及其精湛技艺评介最高的堪称晚明绍兴人张岱。张岱认为“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指出昔日为君子所轻视的贱工,如今可以凭借其精湛技艺发家致富,“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张岱不仅如数家珍地列举当时知名工匠,更颠覆了士大夫重道轻技、视技为末流的传统,提出技到精处,可以进为“道”的著名观点,《陶庵梦忆》卷一《吴中绝技》称:“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崐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 盖技也而进乎道也矣。”

在推尚技艺的思潮下,很多文人士大夫撰文探讨日用器物的鉴赏,总结提出诸多富有创意的设计思想。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家学渊源深厚,既擅书画诗文,又重生活闲趣,好收藏、精鉴赏,筑园圃、爱品茗,他撰有著名的《长物志》,书名“长物”,意思是多余之物,但由于投射和沉淀了文人的旨趣和意向,又成为体现拥有者高雅情趣和文化品质的生活必需品。全书十二卷,内容广泛,从造园建筑到日常器用,从室内到室外,从花木到鸟兽,涵盖多门工艺和众多学科,提出简雅真古的审美标准,体现出明代士大夫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和文震亨《长物志》类似的著作,还有明代徽州人、漆器制作名家黄成著的《髹饰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结漆器工艺的专著;明代浙江鄞县人屠隆撰写的《考槃余事》,专门介绍纸墨笔砚画琴和其他器用服饰的笔记体专著;明代松陵(今苏州吴江区)人计成撰写的《园冶》,是一部将园林营建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的专著;明代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董其昌撰写的《骨董十三说》,是一部专门讨论古董收藏和鉴赏的专著;还有跨明清两朝的如皋人李渔著的《闲情偶寄》,内容丰富,堪称古代生活艺术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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