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出产的衣帽服饰不仅材质尚奢趋丽，且样式多变、新款迭出，屡屡成为流行时尚，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引领风气先的作用。

明清社会流行的服饰和款式，大多出自江南，江南又多出自苏州，因此苏州称得上明清时期的时尚之都，开后世时装业之先河，对全国各地都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以致各地富裕人家都以能穿苏州产或苏州款式的服装为荣。先秦时期的苏州不过是蛮夷之地，标志之一就是吴越之地土著的衣着打妆大异于中原诸国，不想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明清时期的苏州居然一跃而为全国服饰中心，各地都向苏州看齐，竞相以苏州时尚为时尚、以苏州时髦为时髦。如远在西北的陕西泾阳地区，清初学者屈大钧在《宗周游历》一文中描述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哪怕是与苏州近在咫尺的浙江人，在服饰上也常常追仿苏州的款式。名士张岱曾戏谑浙江人被苏州人嘲笑为“赶不着”，他举例说，苏州人如果巾高袖大，浙江人就仿效之，然而这种款式尚未流传开，苏州人的头巾又变低、衣袖又变小了，如此亦步亦趋，自己全无创新之意，自然属于追不上时尚的“赶不着”。

服饰行业中最容易花样翻新、别创新意的，要数女性的装束，苏州地区的服饰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尤其引人注目。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声容部”中记载有苏州地区盛行并流行至外地的多种女性服装和打妆，如“月华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染一种颜色，着色淡雅，风动如皎月而名；如“水田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又名“百衲衣”，原为吴地民间妇女劳作之服，后转为大家闺秀服饰，崇祯年间尤为流行；如头部饰品“象生花”，或用通草制成，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的鲜花几乎没有区别，或用绢制成，价格通常要数倍；如“牡丹头”、“荷花头”、“钵孟头”等发型，种种新款，无不穷新极异，甚至令鉴赏大家李渔都要慨叹闻所未闻。时人把苏州女性流行的服饰或称为“时妆”，袁宏道在《荷花荡》中记苏州葑门外的荷花荡每逢六月四，画舫云集，“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清时，时装之都巴黎的名声渐为人们所熟悉，于是苏州就成了中国的巴黎，“顺、康时，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好，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7]。

苏州女性服饰和装妆的扩散途径，如明代杭州人沈长卿所指出：“妇女妆饰逐岁一新，而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南都效之，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此岂有檄文期会、媪妁传宣哉!”^[8]女性服饰打扮的新型款式和花样一般萌生于苏州，然后分南、北两途传播，往南先至杭州，再弥漫至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地；往北先至南京，再散布至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在皇帝所居的北京城中，无论是三尺童儿，还是普通妇女，装束打妆都受吴人影响，哪怕是深宫中的嫔妃宫娥也难免跟风，如崇祯时京中“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鸣蝉坠马，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9]。

近代以后，新式服饰的发源地又从苏州转移到上海。上海开埠后，外商云集，受欧风美雨的浸染最深，华洋人士齐聚十里洋场，衣冠各异、款式不同，服饰的多样化和中西合璧特点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出现了时装界和文化联袂合作、相得益彰的情形，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服装中心，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当时上海的不少报纸杂志，都开辟专栏介绍传播最新潮的服饰信息，约请著名画家设计新装，如《良友》、《永安月刊》等杂志都有专门设计或描写上海的流行服饰。尤其是影响力极强的电影业，对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服饰潮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些大影片制作公司会花费重金，为片中主角设计新颖别致的服装，然后随着影片在全国上映，这些新式服饰打扮也随之流行全国。到20 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流行服饰的发源地，形成了具有海派特色的服饰文化，民间谚语称：“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

中国传统的服饰观念，是以服饰分贵贱、别尊卑，这正是两千年“衣冠之治”的核心内容。这种传统观念和体制自鸦片战争后受到强烈冲击，一直要到1911年民国成立后，才逐渐淡化消隐。服饰摆脱尊卑色彩后，就开始迎合人们的现代审美标准，特别是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服饰体现出的，正是现代人表达个性、重视自我、追求自由的现代文明。

【注释】

[1]沈从文、王孖：《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2]顾炎武著，陈垣校：《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3页。(www.daowen.com)

[3]冯梦龙：《醒世恒言》，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1页。

[4]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6页。

[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巾履”，《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页。

[6]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七“骄奢”，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2页。

[7]徐珂：《清稗类钞》第13 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9页。

[8]沈长卿：《沈氏日旦》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2 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9]史玄：《旧京遗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