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礼记·王制》称：“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至少在西周，与等级制度相匹配的冠服制度就已经确立，如《后汉书·舆服志上》所说：“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这种做法到明初仍然被沿用。明初颁布的《大明令》对从高到低、一品至九品乃至未入流品文武百员公服的款式、花色和佩戴帽珠等，都有着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表现出一整套鲜明的权力阶梯和等级结构。对寻常民众的衣冠服饰，朱元璋也作出诸多限制，这在《明史·舆服志三》中有着详细记载。朱元璋的意图很明确，他试图借助衣冠服饰的直观形象性，体现官民之别、良贱之界，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这种手段当然是强制性的，如果违反这套禁令，民众就会遭受囹圄之灾。清代学者赵吉士(原籍安徽休宁，后入籍杭州)所撰《寄园寄所寄》卷二《镜中寄》载：“昆山王英洪武初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乡居尤率易，尝微服入郡城。时禁庶民服靴，门者缚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顾取舟中冠带示之，始得释，亦不色怒。”作者本意，是借此例说明昆山人王英的豁达气量，但同时也说明，洪武间普通民众禁着靴，否则就触犯法律会被抓捕下狱。这些禁令到明正德年间依然施行。

明立国之初由于战火甫熄，经济萧条，民众消费能力不足，因而朱元璋的禁令含有尚俭意思，勉强得以维持。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后，明代社会逐渐恢复生机，社会财富积累愈多，人们的消费欲望逐渐得到释放，对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江南地区无论是富家大户，还是普通民众，大多罔视明初的服饰禁令，视若无存，极力追逐衣着服饰的新、艳、奇、异，并蔚为潮流。(www.daowen.com)

如张瀚《松窗梦语》卷七称：“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又称杭州人“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万历年间中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的南京人顾起元观察过时人所戴头巾和所穿鞋履，并不无感慨地称：“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士大夫头上所戴头巾，就有汉巾、晋巾、阳明巾等14 种之多，头巾上还有玉结子、玉花瓶、玉环等装饰物，“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至于“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5]，颜色更是红紫黄绿无所不有。到晚明时，各种新款服饰更是争相流行，如无论男女都流行大袖，男人脚穿颜色鲜红的鞋，见者都习以为常。

清代随着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恢复，江南地区的服饰风俗很快再次趋向奢侈。生活于乾隆至道光时期的无锡人钱泳曾感慨称：“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不知其故也。”^[6]生活于清代中后期的苏州人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总结吴地风俗时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钱泳和袁景澜的这些感触，与明代士大夫如出一辙，从儒家正统角度出发，认为人之美在于内在的德性，而不在于外在的服饰如何华美，但两人也没有对当时衣必锦绣之风加以讽刺贬讽，毕竟随着民众生活的富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追逐更华丽的衣饰乃是人之常情，是无法扼杀的，所以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消费潮流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