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桑养蚕在吴地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在距今约四千七百多年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用竹筐盛着的丝绢残片、人字纹细丝带和丝线等实物，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丝织品之一。在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吴江(今属苏州吴江区)梅堰遗址出土的黑色陶器上，发现了蚕纹的装饰。这两处遗存说明新石器时期的吴地先人就已经学会了养蚕缫丝。

到春秋战国时期，蚕桑业已经成为吴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吕氏春秋》和《史记》都记载吴王僚九年(前518年)，吴楚两国边境女子发生争采桑叶的小冲突，结果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两国军队参战。三国孙吴时期，蚕桑生产得到孙吴政权的高度重视，《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孙权下诏“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也称“乡贡八蚕之帛”，说明吴国的蚕桑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并在吴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吴时期的丝织物已经名闻一时，据传日本的和服就是吴国的织绸服饰传入后、结合当时的服饰习惯形成的，故和服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前又称“吴服”。

唐宋时期的诗文中有多处关于江南蚕桑的描写，丝绸也成为富庶江南的特点之一。白居易有《缭绫》诗描绘产于越地的精美缭绫：“织者何人衣者谁? 越溪寒女汉宫姬。……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陆龟蒙的《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崦里》形容太湖西山崦里的地方风情是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在他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中，有多首以蚕桑缫丝为题材，如：“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时称吴地出产的绫、绢等高级丝织品被称为“吴绫”，与蜀锦相媲美，吴县(今属苏州)的光福、香山，吴江的盛泽、震泽，湖州的南浔，还有无锡等地都成为著名的丝织品产地。宋代全国约有二十路，其中两浙路所缴纳的丝织品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说明江南蚕桑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之重要。

明清时期的江南丝织业更是兴盛。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成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近镇四五十里的乡民多从事吴绫之业，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对此盛况有生动描写：“(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3]官府还在江南地区的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立织造局，专门采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号称“江南三织造”。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出产的生丝成为最重要的出口货物之一，以南浔辑里丝为代表的中国生丝在上海开埠不久就占据了欧洲市场，上海开埠后数年，经江南丝业中心之一南浔运往上海出口的辑里丝，在上海港生丝出口中比重就占一半以上。直到1909年前，中国的蚕丝出口量一直高于日本，但此后，日本的生丝产量和销量日益增加，江南地区的生丝出口日显衰落。(www.daowen.com)

如果说丝绸主要为富裕阶层所享用，那么棉布可以说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穿着。唐宋时的棉纺织业在江南地区同样发达，明中叶以后，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都以棉布为主要衣着，庞大的消费市场令棉纺织业成为家家户户从事的副业。明清时松江府盛产棉布，品种繁多、质地优良，行销全国，境内多棉布交易中心，典型者如朱泾镇和枫泾镇，两镇并驾齐驱，号称“两泾”，清代吴县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就提到过：“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尽管当时的棉纺织业仍然是由农民一家一户、一人一机进行操作，但是涓滴成泉，松江一地每人每天可织一匹，积聚起来，就能够“日出万匹”。所以明朝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在嘉善县)”的谣称。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出现不少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的民众，并细分为轧花业与弹花业、浆染业和踹布业、制袜业和织布业等，本地所产的棉花也远远不够生产所需，大多数由山东、河南运来。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江南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者比种植稻谷更赚钱。20 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表明，拥有10 亩土地的农民四口之家，其一年开支约在200 元，收获的稻米扣除口粮折算成钱后，尚亏空约131.6 元；但如果植桑缫丝，扣除生产成本，最高可以盈余达250元。^[4]换言之，农民种植水稻难以糊口，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附加值高，农民自然会将土地用于植桑种棉，并把主要精力用力缫丝纺布，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这也是江南地区宋元时号称“苏湖熟，天下足”，在明清却转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