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在先秦社会中被赋予展示身份和地位的功能。周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各等级的人食有常式，不许僭越。一般而言统治者才能经常吃肉，被称为肉食者，平民庶人很少能享用肉类，被称为蔬食者。孟子力倡的仁政之说，其理想场景之一就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论语·乡党》称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孔子在饮食方面如此讲究，并不是因为贪图口腹之欲，而是因为他要通过这种高标准的饮食要求和方式，来体现他区别于平民的贵族身份。统治者内部也要靠不同的食制来体现等级尊卑，如宴饮时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彼此之间不得逾越。

秦汉以后，饮食领域的等级差异虽然有所减弱，但一直存在。到明初，天下甫定，朱元璋就制定并颁布了有关饮食、服饰的标准，要求社会各阶层严格遵守贵贱尊卑之别，不得越雷池一步，江南地区在明前期和全国一样，在饮食方面很少出现违礼僭越之举。

大致从嘉靖年间开始，物流业的发达使得天南海北的特产很容易地周转全国，如绍兴名士张岱《陶庵梦忆》卷四《方物》就记载了全国各地的美食，种类之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为江南地区的餐饮消费业提供了丰富原料。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得江南地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于是，人们在饮食领域久遭禁锢的消费和享受欲望得到激发和释放，统治阶层借饮食定尊卑的各种制度大多被打破和无视，饮食领域的等级色彩被剔除，视美食为人生追求。

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带动一股重视个体、关注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社会潮流，不少文人大胆追求口舌美味之举，消除附加在饮食上的礼教尊卑等级观念，打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视饮食美味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至乐境界。曾经担任过吴县知县的袁宏道提倡“真乐”人生，将“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列为“快活”之首。绍兴名士张岱则在自己亲手撰写的墓志铭中，毫不掩饰称自己有“好美食”的嗜好。名士冒辟疆于明亡后携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双宿如皋水绘园，两情缱绻，《影梅庵忆语》卷三载冒氏既满足又不无惆怅地称：“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所享“清福”就包括董小宛的高超烹调艺术。(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饮食风气也由敦厚俭朴一变而为浮糜奢侈，无论是王公贵胄、缙绅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的宴饮和日常饮食，陈列的菜肴越来越多，盛装的器皿越来越精细，宴饮的礼仪越来越讲究。

华亭(今属上海松江区)人、戏曲名家柯良俊曾比较过他幼时和长大后，家乡江南一带的民间宴会风俗，他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道：“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蝦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如果是郑重其事的宴请，则“肴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何良俊生活于1506—1573年，他的所见所闻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的情形。到明末崇祯时，松江地区的奢侈之风更甚，据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载：“席必备列方圆蔬果之外，桌榼围碗，添果时蔌；遇公宴，上司乡绅，醵分器用，靖窑肴菜百种，遍陈水陆；选优演剧，金玉犀斝，递举行觞，或翻席复设于别所，张华灯，盛火树，流连达曙，俗贫而示之以侈。”

实际上，明代中后期在饮食领域出现的这股奢靡之风，并不局限于江南一隅，而是遍及南北各地，只不过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对更为典型罢了。毕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口腹欲望自然会同步提升，这属于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