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江南地区最为著名的生产方式，可以用火耕水耨来形容。火耕很容易理解，是指放火烧地，水耨一般解释为放水淹草，时稻苗长得比杂草高，草被淹死而稻苗无损。直到西汉时期，火耕水耨仍然流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要注意的是，以往人们将火耕水耨视为一种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在当时是一种适合江南地区的生产方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先秦及秦汉时期楚越之地人少地多，人不胜地，于是人们采取了这种后人看上去显得粗放的耕作方式，这和北方地区的早期农业生产方式放火焚山，烧去山丘草木、再以柱即木棒插洞点种一样，有异曲同工之效。两者都是当地民众在生产实践中，根据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方式、生产工具和技术含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发展而不断变迁和提高。因此，火耕水耨是对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方式的抽象概括，是当地人们结合特定地理环境所采取的特定耕作方式，并不是如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落后的代名词，更不能据此简单判定是江南生产方式落后的表现。

到东汉中后期，已经出现南粮北调的情形，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在供应本地民众的日常食用之余，还经常由官府调剂北方中原遭受荒灾的郡县。再到六朝时期，江南之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不断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5]之地成为著名的粮食产地，如《宋书·孔季恭传》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又如《宋书·始兴王濬传》称：“(吴兴郡)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www.daowen.com)

到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稻作生产日益发达，无论是水稻的生产工具、耕作制度，还是水稻的亩产量、品种等，在全国都居于领先位置。江东犁(曲辕犁)以及钢刃熟铁农具在当时广泛使用，水田耕作工具已经成套，此外还有起秧工具秧马，平整田面的磟碡、砺，碎土除草的耙，扬净稻谷的扬扇，等等。占城稻和其他早稻品种在江南地区的引进和推广，使得复种技术进一步成熟，包括双季稻和稻麦两熟制。水稻品种方面，两宋江南地区的早晚稻品种达到50 多种，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品种，其中不乏全国知名的优良品种。《吴郡图经续记》载吴中的“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惟号‘箭子’者为最，岁供京师。”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常平使者刘寄搜刮得钱50万缗，准备买成粳米输入宫中以讨好当权的宦官杨戬，杨戬专门派人持圣旨，“责以米样如苏州”^[6]，说明苏州产的稻米已经以质优闻名。亩产量方面，江南地区的水稻产量比较高，景祐初(1034—1035年)，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翻检簿书后，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7]又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说淳熙时浙东路绍兴府六县的稻田，“每亩出米二石”。由此可见，两宋江南地区的水稻田每亩产米2～3 石，在机器加工前，稻谷出米率不可能很高，故亩产米2 石折算为亩产稻谷4 石，这个数值和北方的小米等产量相比要高得多。

南宋学者高斯得曾在诗文合集《耻堂存稿》中对浙江地区的耕作过程有一细致描绘，堪称是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生产的典型反映：“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以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旰，可何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江南农田高产的原因，固然和土地肥腴有关，但大量劳动力的投入才是根本原因，换言之，在富庶江南的背后，是无数民众的艰辛和汗水。